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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中信用卡诈骗罪的认定难点

引言

信用卡作为现代社会重要的支付工具，在便利经济生活的同时，也因资金流转的虚拟性、交易场景的开放性，成为刑事犯罪的高发领域。我国《刑法》第196条将信用卡诈骗罪列为金融诈骗罪的重要类型，规定了“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使用作废的信用卡”“冒用他人信用卡”“恶意透支”四种法定行为模式。然而，随着信用卡业务的创新迭代（如电子信用卡、虚拟卡的普及）、犯罪手段的花样翻新（如“养卡”“套现”与诈骗行为交织），司法实践中对该罪名的认定面临诸多挑战。从犯罪构成要件的逐一审查，到与其他罪名的边界划分，信用卡诈骗罪的认定难点贯穿于客体界定、客观行为识别、主观故意证明等多个环节。准确把握这些难点，既是统一司法尺度的需要，也是平衡金融安全与公民财产权保护的关键。

一、犯罪客体的复合型认定困境

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害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又侵害公私财产所有权。这种复合型客体特征，使得司法实践中对“是否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判断需同时满足双重侵害的要求，而二者的认定标准存在交叉重叠，容易引发争议。

（一）“信用卡”范围的界定争议

“信用卡”是信用卡诈骗罪的核心对象，其法律定义直接影响罪名的适用范围。我国《刑法》第196条中的“信用卡”是否包含借记卡，曾是长期争议的问题。早期司法实践中，部分观点认为信用卡应严格限定为具有透支功能的贷记卡，但随着银行业务发展，借记卡（储蓄卡）因具备转账、消费等支付功能，逐渐被纳入广义信用卡范畴。相关司法解释明确将刑法意义上的“信用卡”界定为“由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具有消费支付、信用贷款、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功能或者部分功能的电子支付卡”。这一扩张解释虽解决了法律滞后性问题，但也带来新的认定难题。例如，使用伪造的借记卡在ATM机上取现，是否属于“使用伪造的信用卡”？若肯定其属于，则需同时考量该行为对金融管理秩序的侵害（如破坏银行对支付工具的管理规则）与对财产权的侵害（如银行或持卡人资金损失）；若否定，则可能因借记卡不具备透支功能而排除适用，导致罪刑失衡。实践中，仍有部分案件因对“信用卡”范围理解不同，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

（二）双重客体侵害的证明标准模糊

信用卡诈骗罪要求行为同时侵害金融管理秩序和财产权，但二者的侵害程度如何量化、如何证明，缺乏明确规则。例如，在“恶意透支”型犯罪中，持卡人超过规定限额透支后，若在立案前主动归还全部本息，是否仍构成对金融管理秩序的侵害？有观点认为，只要存在超过规定期限或限额的透支行为，即破坏了信用卡管理规则，侵害了金融秩序；也有观点认为，若及时归还未造成实际损失，则对金融秩序的侵害已被修复，不应认定为犯罪。这种分歧源于对“金融管理秩序”抽象性的理解差异。此外，财产权侵害的证明通常以实际损失为依据，但在“冒用他人信用卡”案件中，若持卡人因及时挂失未产生实际损失，是否仍可认定财产权受侵害？此时需结合行为的危险性（如冒用行为已完成交易授权）判断，而“危险性”的证明标准在司法实践中缺乏统一尺度，导致部分案件因证据不足难以定性。

二、客观行为的多维度识别难题

信用卡诈骗罪的客观行为表现为四种法定类型，但每种类型的具体认定标准均存在细节争议，尤其是“冒用他人信用卡”与“恶意透支”两类，因行为模式复杂、涉及主体多元，成为认定难点的集中区域。

（一）“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边界厘清

“冒用”是指非持卡人以持卡人名义使用信用卡，使他人产生错误认识并处分财产的行为。但实践中，“冒用”与“借用”“授权使用”的界限常难以区分。例如，甲将信用卡交给乙代为支付某笔费用，乙却超出授权范围多刷金额，是否构成“冒用”？关键在于乙的行为是否超出持卡人的概括授权。若甲仅授权乙支付5000元，乙刷了8000元，则超出部分属于冒用；若甲未明确限额，乙的消费行为在合理范围内，则可能不构成。此外，“机器能否被骗”的理论争议直接影响“冒用”的认定场景。传统刑法理论认为，诈骗行为需基于“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并处分财产”，而ATM机作为机器无认知能力，因此在ATM机上使用他人信用卡取现应认定为盗窃罪而非信用卡诈骗罪。但司法解释对此作出例外规定，明确“冒用他人信用卡”包括在ATM机上使用的情形。这一规定虽解决了法律适用问题，但理论争议仍存，导致部分司法人员在认定时存在困惑——例如，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POS机上刷卡消费（需输入密码）与在ATM机取现，是否应作相同评价？实践中，若持卡人未妥善保管密码，是否影响“冒用”的认定？这些细节问题均需结合具体案情综合判断。

（二）“恶意透支”的要件证明困境

“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期限透支，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其认定需同时满足“超过规定限额或期限”“经催收不还”“非法占有目的”三个要件，每一步均存在证明难点。首先，“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