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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恩师遗体告别仪式上的发言稿半百人生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友，以及我最亲爱的同学们：

此刻站在这里，我握着这页被泪水洇湿的稿纸，喉咙像塞着浸了水的棉花。窗外的梧桐叶正簌簌落着，落在灵堂前的白菊上，落在我们每个人的肩头——这场景像极了二十年前那个深秋的清晨，您抱着一摞教案走进教室时，发梢沾着的那片梧桐叶。那时的我们谁也不会想到，今天的我们会以这样的方式，与您作最后的告别。

1998年9月1日，我永远记得那一天。我攥着皱巴巴的入学通知书，缩在教室最后一排。教室门被推开时，穿浅蓝衬衫的您抱着一摞书，发尾还翘着一缕被秋风吹乱的碎发。您把书轻轻放在讲台上，转身在黑板上画了朵歪歪扭扭的太阳花，说：“我姓陈，耳东陈，以后大家叫我陈老师就行。”前排的小胖举手问：“老师，您多大了？”您眨眨眼：“比你们大两轮，刚好能当你们的大姐姐。”那时的我们哄堂大笑，哪里知道，这个说要当“大姐姐”的老师，会用接下来二十多年的岁月，把“师者”二字刻进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

您的课从来不是照本宣科。初二学《背影》，您带我们去火车站看送别的人群。有位老爷爷踮着脚给孙子塞橘子，您指着说：“你们看，父爱未必惊天动地，可能只是反复确认你书包带系紧了，是把最后一块肉夹到你碗里。”那天回校的公交车上，我望着窗外倒退的梧桐树，忽然读懂了课本里“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那句描写——原来好的文字，是要贴着生活的温度去读的。后来我在作文里写父亲给我修自行车的手，您用红笔在文末批：“细节会呼吸，情感才生动。”那行批注我夹在日记本里，直到今天。

您对学生的好，是藏在日常里的细腻。初三那年我住校，有天半夜发烧到39度，校医说要送医院。您接到电话时正在改卷子，套上外套就往宿舍跑。那时下着冷雨，您把自己的围巾严严实实裹在我脖子上，自行车骑得飞快。到医院时您的后背全湿了，发梢滴着水，却先攥着我的手问：“冷不冷？”打点滴时您趴在床头打盹，我盯着您眼角的细纹，第一次意识到，我们眼中“大姐姐”模样的您，其实也在慢慢变老。后来您总说：“当老师的，就是要把每个学生的生日、过敏史、家庭情况都记在心里，因为有些事，父母不在身边时，老师得顶上。”您的备课本里，除了教学计划，还夹着全班48人的“成长档案”——谁的父母在外地打工，谁有先天性哮喘，谁最近数学成绩下滑是因为奶奶生病……这些细碎的温暖，像春夜的雨，无声无息润着我们的青春。

您对教育的热忱，是刻进骨血里的执着。去年冬天您确诊癌症，我们去医院看您，以为您会说些交代后事的话，可您却从枕头下摸出一沓作文纸，说：“这是高三（3）班的月考作文，我批了一半，你们帮我看看，那个写‘平凡中的光’的女孩，论点有点散，但例子选得好，得给她指出来。”我们握着那沓带着药味的作文本，眼泪砸在红批注上——您用红笔圈出的“奶奶熬的红豆粥”“保安叔叔的手电筒”这些细节旁，还写着：“生活的光不在远方，在每一次认真的注视里。”后来您化疗掉头发，却让师母买了顶绣着向日葵的帽子，说：“不能让孩子们看见我没精神的样子。”最后一次给学生上课，您扶着讲台站了整节课，讲《师说》时声音发颤：“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让你们相信，这世界值得用心去爱。”

您总说自己是“最普通的中学老师”，可在我们心里，您是用二十年光阴串起星辰的人。您带的第一届学生里，有现在的乡村教师，她说：“陈老师教我‘教育是点燃火焰’，所以我要把这团火烧到山村里。”有位学长成了儿科医生，他说：“陈老师总说‘要蹲下来看世界’，所以我给孩子看病时，总要先牵牵他们的手。”还有我，现在是社区工作者，每次调解邻里矛盾，都会想起您说的：“人心不是非黑即白的账本，是需要慢慢焐热的瓷碗。”您看，您撒下的种子，早就长出了一片森林。

昨天整理您的遗物，师母给了我一个铁盒，里面是我们历届学生的贺卡、照片、毕业留言。最上面是我高一那年的教师节贺卡，我写：“陈老师像月亮，不耀眼，却让夜行的人看得见路。”您在背面用铅笔写：“月亮的光，是因为它始终朝着太阳的方向。”现在我懂了，您说的“太阳”，是对教育的赤诚，是对生命的热爱，是相信每个孩子都能发光的信念。

灵堂外的白菊还在轻轻摇晃，像您每次讲完课，站在教室门口目送我们离开时，挥动手臂的样子。您常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可这次的告别，为什么这么久、这么痛？或许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世间再不会有一个人，在我们考砸时说“没关系，我陪你分析错题”；再不会有一个人，在我们迷茫时说“你看，你眼睛里有光”；再不会有一个人，在我们成家立业后，依然把我们的孩子抱在怀里，说“来，叫阿姨，她小时候可调皮了”。

陈老师，您走的那天，我翻出了压箱底的校服。第二颗纽扣还在，那是高二运动会时，我跑800米摔破了衣服，您用红丝线帮我缝的。针脚歪歪扭扭，像您画的太阳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