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损害赔偿磋商与诉讼的衔接机制研究——基于《民法典》第1235条的司法解释.pdfVIP

生态损害赔偿磋商与诉讼的衔接机制研究——基于《民法典》第1

235条的司法解释

情势变更中“再交涉义务”的司法适用研究——基于近三年商事

合同案件的实证分析

摘要

随着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显著增加，因不可预见的重大变化导致

合同基础动摇的情势变更原则，在商事交易中的适用日益频繁。我国

《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首次以成文法形式确立了情势变更制度，

并创新性地引入了当事人之间的“再交涉义务”。然而，该义务的法

律性质、履行标准及其与合同变更、解除之间的逻辑关系，在理论与

实务中均存在广泛争议。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再交涉义务”在我国

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样态，其核心目标在于，通过对《民法典》实

施以来相关商事合同纠纷案件的系统性实证分析，提炼人民法院在认

定该义务履行与否时的裁判逻辑与核心考量因素，为解决当前法律适

用中的模糊地带、统一司法裁判尺度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本研究综合运用规范分析法与司法案例实证分析法。通过对《民

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的条文进行体系化的法释义学梳理，并追溯其

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以及比

较法上的理论渊源，奠定研究的规范基础与理论参照。在此之上，以

中国裁判文书网为核心数据来源，系统性地检索并精选了自2021年1月

1日以来，涉及情势变更与再交涉义务的商事合同纠纷终审判决文书，

运用定性内容分析法，对法院如何界定“再交涉”的启动、过程与结

果，及其对最终判决的影响，进行了深度剖析。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司法实践对于“再交涉义务”的定位，具有

高度的一致性与明确的程序法色彩。绝大多数法院并未将“再交涉义

务”作为一个可以独立强制执行的实体性给付义务，而是将其视为当

事人寻求司法救济（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前必须履行的“前置程序

”或“程序性门槛”。司法审查的核心，并非强制当事人达成新的合

意，而是审查当事人在诉前是否以符合诚信原则的方式，为恢复合同

平衡进行过真诚、积极的努力。法院在裁判中，会将当事人是否发起

交涉、是否提出合理方案、是否对对方方案进行实质性回应等行为，

作为判断其是否“尽责”的关键证据，并以此作为支持或驳回其变更

或解除合同诉讼请求的重要考量因素。

本研究的核心结论是，“再交涉义务”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其功

能定位并非创设一项新的契约义务，而是作为诚信原则在情势变更场

景下的具体化体现，充当了启动司法干预的“过滤器”与检验当事人

主观善意的“试金石”。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通过实证分析，清

晰地界定了“再交涉义务”的程序性法锁功能，为长期以来关于其性

质的理论争议，提供了来自中国本土司法实践的经验回应。其实践价

值则在于，为面临情势变更困境的商事主体提供了清晰的行为指引，

即在诉诸法院前，必须先行穷尽善意的协商努力并保留相关证据；同

时也为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平衡合同严守与司法干预的关系时，

提供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裁判思路。

关键词：情势变更；再交涉义务；民法典；司法适用；商事合同

；诚信原则

引言

在当今全球化深度交融而又充满动荡与变革的宏观社会大背景下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调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持续影响、极

端气候事件的频繁发生以及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加速迭代，共同构成了

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不确定的商业环境。在此背景下，各类商事主

体所从事的交易活动，尤其是那些履行周期长、投资金额大的长期合

同，其赖以订立的客观基础，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被动摇甚至被颠覆

的风险。从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到国际航运的严重拥堵，再到关键

原材料供应链的突然中断，这些在缔约时无法预见且不属于商业风险

的重大变化，频繁地使得合同在订立时的利益平衡被彻底打破，若继

续依约履行，将对一方当事人产生显失公平的后果。如何在这种“情

势变更”的困境下，对“合同严守”这一古老的法律原则进行必要的

修正与调适，已成为维护交易公平、保障经济秩序稳定、制约市场主

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法律因素。

然而，目前关于如何应对情势变更，特别是在司法救济之前当事

人应如何作为的问题，在法律适用层面尚不充分，导致在实际商业纠

纷中，当事人往往径直诉诸法院，缺乏有效的庭前协商与风险共担机

制，增加了司法成本与商业关系的破裂风险。为回应这一时代的挑战

，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

，历史性地以法典形式正式确立了情势变更制度，并极具创新地规定

了，在满足情势变更的实质要件后，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