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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学习四个想一想心得

参加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学习以来，四个想一想的要求像重锤一样敲击着我的思想。作为在医疗系统工作了十五年的药剂科管理人员，我曾参与过药品采购、耗材管理、库存调配等多个环节，也目睹过行业内一些潜规则的存在。这次学习让我跳出日常事务性工作，以更清醒的视角重新审视职业价值、责任边界与底线原则。以下结合想一想党的宗旨、想一想职业操守、想一想群众期盼、想一想法纪威严四个维度，谈谈我的深刻体会。

一、想一想党的宗旨：医药行业的红色基因是否还在血脉里流淌？

入党时宣誓的为人民服务八个字，曾是我选择医疗行业的初心。但这些年，当看到某些药企把学术推广会开成变相宴请，当听说个别医生在处方单上暗藏玄机，当发现某些采购环节的价格谈判变成利益分赃，我开始反思：自己是否在繁琐的业务中淡化了宗旨意识？

记得2018年参与某肿瘤靶向药的采购谈判时，供应商代表私下塞给我一个信封，说这是给科室的福利，价格还能再降5%。当时我心里有过挣扎——5%的降价意味着医院每年能节省近百万支出，而信封里的福利不过几万块。但最终我选择退回信封，坚持按流程招标。现在想来，那一次的坚守不是因为觉悟高，更多是出于对违规风险的忌惮。这次学习让我明白，真正的宗旨意识不是不犯错的被动防御，而是主动为患者谋福祉的自觉担当。

党的宗旨要求医药工作者始终把人民健康放在首位。可现实中，有些同志把为医院创收异化为为个人谋利。比如某医院曾出现的高值耗材优先使用现象，医生为了科室奖金更倾向选择回扣高的产品，直接导致患者自费部分增加。这种行为表面看是经济问题，本质上是背离了医者仁心的初心。我所在的药剂科负责全院药品供应，每一盒药的选择都关系着患者的治疗效果和经济负担。如果我们在采购时只看返点不看疗效，只算科室收益不算患者成本，那就是把党的宗旨抛在了脑后。

近期学习中，我重新梳理了科室近三年的采购数据：某抗生素类药物连续两年采购量增长30%，但临床反馈显示其耐药性问题突出；而另一种疗效更稳定的同类药物采购量却持续下降。深入调查发现，前者的供应商频繁组织学术交流，后者因坚持合规经营鲜少参与这类活动。这组数据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在以患者为中心上的差距。今后，科室采购决策必须增加临床疗效评估、患者费用负担分析等指标，把党的宗旨落实到每一张采购单上。

二、想一想职业操守：白衣天使的誓言是否还能经得起利益的考验？

从医学院毕业时，我们在南丁格尔像前宣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参加工作时，医院组织学习《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每年考核，职业道德都是重要指标。但为什么仍有医务人员在利益诱惑前失守？这次学习让我认识到，职业操守的动摇往往始于小处失守：一顿饭、一张购物卡、一次顺便的帮忙，这些看似人之常情的行为，会逐渐模糊职业边界。

我曾接触过一位药械代表，他最初只是逢年过节送些土特产，后来开始邀请参加学术研讨会（实则旅游），再后来暗示如果采购量达标可以给科室额外补贴。刚开始我觉得大家都是朋友，礼尚往来很正常，但随着接触增多，逐渐意识到这种温情攻势背后是利益捆绑。有位老主任的话让我警醒：你收的不是礼，是人家的投资，今天拿了人家的，明天就得按人家的要求办事。

医药行业的职业操守核心是专业性与公正性。医生的专业判断应基于医学指南和患者病情，而不是药品回扣；药师的调配应基于用药安全，而不是供应商的关系；采购人员的选择应基于药品质量和性价比，而不是私下的利益输送。可现实中，有些同志把专业变成了工具：用学术支持包装商业贿赂，用临床需要掩盖利益倾向，用合理避税粉饰违规操作。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职业声誉，更破坏了医疗系统的公信力。

近期整理科室档案时，我发现2020年某批次中药注射液的验收记录存在漏洞：质检报告缺失关键数据，入库单签字模糊。追问当时的经办人，对方轻描淡写地说供应商急着送货，我们相信他们的质量。这不是信任，是职业操守的松懈。药品质量直接关系患者生命安全，任何环节的差不多都可能酿成大错。这件事让我深刻认识到，职业操守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刻在心里的责任——每一次验收都要像检查自己家人的用药一样仔细，每一份合同都要像守护自己的信誉一样严谨。

三、想一想群众期盼：我们的工作是否回应了看病贵、看病难的民生之痛？

每次路过医院门诊大厅，看到排队挂号的老人凌晨就带着马扎等候，看到外地患者一家几口挤在走廊吃馒头就咸菜，看到农村患者拿着报销单反复计算自费部分，我都会问自己：我们的工作有没有真正减轻群众的就医负担？医药领域的腐败，表面看是少数人获利，实际是多数人买单——药价虚高的水分、耗材加成的利润、检查过度的开销，最终都转嫁到患者身上，成为压在群众肩上的健康负担。

有位农村患者的故事让我难忘：他因胃癌需要靶向治疗，医生推荐了一款进口药，每月费用1.8万元。患者家属偷偷找到我，问有没有便宜点的替代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