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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人员“四个想一想”活动心得体会

参加医院组织的“四个想一想”专题教育活动已有月余，这段时间里，我反复咀嚼活动中提出的四个问题，结合日常工作中的点滴场景，在病历本的边角、值班日志的空隙，甚至值夜班时面对走廊灯光的静思中，逐渐有了更深刻的体会。这四个“想一想”像四把钥匙，打开了我对职业认知的新维度，也让我在忙碌的临床工作中，重新找到了与患者、与自己、与职业的联结。

一、想一想患者的疾苦：疼痛不是数字，是具体的人

记得活动初期，科主任让我们每人整理一份“最触动自己的患者故事”。我翻看病历时，第一个跳入脑海的是张阿姨。她是68岁的糖尿病足患者，第三次住院。第一次接诊时，我按流程询问病史、开检查单，她反复问：“大夫，这脚还能保住吗？”我随口应了句：“看检查结果，控制好血糖是关键。”那时我觉得这是再普通不过的对话，直到那天查房，我看见她坐在床边，用放大镜吃力地剪脚趾甲——因为视力退化，因为手指僵硬，因为右脚小趾已经发黑坏死。她抬头冲我笑：“大夫，我昨晚梦见自己能穿布鞋去买菜了，以前总嫌菜市场远，现在才知道能走路是多好的事。”

这句话像根细针，扎得我眼眶发酸。我突然意识到，我们每天面对的“空腹血糖11.2mmol/L”“足部溃疡3×4cm”，在患者那里是半夜疼醒的冷汗，是不敢脱袜子的自卑，是怕拖累子女的沉默。活动中，我们被要求“蹲下来看患者的世界”。有天清晨，我特意早到半小时，坐在病房外的长椅上观察：送早饭的家属踮着脚怕吵醒病人，陪护的儿子帮母亲擦手时，老人把皱巴巴的纸巾藏在枕头下——那是她偷偷攒的，说“别浪费”；还有位术后患者，因为怕影响护士休息，硬是忍了两小时才按呼叫铃，见我进来时讷讷地说：“本来想再等等，实在疼得受不了。”

这些细节让我重新校准了“共情”的刻度。现在查房，我会多花半分钟帮患者调整床头高度，看到糖尿病患者吃饭时，会蹲下来问问“今天的菜咸不咸”；遇到行动不便的老人，不再站在床边问“哪里不舒服”，而是拉把椅子坐下，让我们的视线齐平。有位长期透析的大爷说：“小王大夫，你现在坐这儿跟我说话，我觉得这病好像也没那么重了。”这句话比任何考核指标都让我有成就感——原来治愈的温度，藏在降低的高度里。

二、想一想患者的期待：治愈之外，是被看见的渴望

上个月急诊收了位12岁的阑尾炎患儿，孩子妈妈攥着挂号单，额角都是汗，一见面就说：“大夫，我们刚从县城赶过来，孩子疼了三天了，会不会耽误了？”我快速触诊后确认需要手术，正想解释术前准备，她突然抓住我的袖子：“他爸爸在外地打工，就我一个人，能不能麻烦您多照应着点？”那瞬间，我想起活动中强调的“患者的期待不止于治疗结果”。以前我总觉得“把病治好”就是最大的负责，现在才明白，患者需要的是“被当作完整的人来对待”。

有次门诊，一位年轻妈妈抱着反复发烧的宝宝，眼里全是血丝。我看了血常规结果，考虑是病毒感染，按常规说了句：“回家多喝水，体温超过38.5℃吃退烧药，三天后复查。”她没动，迟疑着问：“大夫，他昨天吐了两次，会不会是脑膜炎？我网上查说……”我刚想打断，突然想起活动里的案例——患者的“多余问题”背后，往往是信息不对等的焦虑。于是我蹲下来，指着宝宝的喉咙说：“你看，扁桃体没有化脓，脖子也不硬，哭闹时能逗笑，这些都不像脑膜炎。但如果出现抽搐、嗜睡，或者今天再吐三次，我们马上做进一步检查。”她听完长舒一口气：“我就怕自己耽误了，您说清楚我就放心了。”

还有位老年患者，每次复诊都要带一沓子药盒，絮絮叨叨说“这个药吃了胃不舒服”“那个药好像不管用”。以前我会不耐烦地说：“按出院医嘱吃，别自己改。”现在我会搬个凳子和他并排坐，把药盒逐一摆开，用红笔在需要注意的药上标星号：“这个降压药早上空腹吃，这个胃药饭后半小时吃，您记不住就拍张照片。”他后来跟护士长说：“王大夫现在愿意听我唠叨了，我这老头子的话，终于有人当回事了。”

这些改变让我明白，医学不仅是修复身体的技艺，更是抚慰心灵的艺术。患者走进医院时，带着的不仅是病痛，还有对“被重视”的渴望。当我们愿意多解释一句、多倾听一分钟，那些焦虑的眼神会逐渐变得安定——这或许比多开一张检查单更能治愈人心。

三、想一想自己的初心：从“完成任务”到“守护生命”的觉醒

活动中，我们重温了入职时的誓言。我翻出压在抽屉里的《医学生誓言》，泛黄的纸页上，当年刚毕业的自己用蓝笔写的“健康所系，性命相托”依然清晰。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门诊的叫号声、病房的呼叫铃、写不完的病历，让我开始用“今天看了42个病人”“收了8个新患”来丈量工作价值。直到那天值夜班，我在抢救室门口遇到一位年轻的规培医生。他攥着抢救记录单，手微微发抖：“老师，刚才那例心跳骤停的患者，我第一次做胸外按压，是不是按得不够用力？”他眼里的紧张和迫切，像极了10年前刚进临床的自己。

那天深夜，我坐在医生办公室整理病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