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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违规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宴请的检讨书

2023年9月12日晚，我在XX市XX区“XX私房菜”（现已知该餐厅为管理服务对象张某实际控制的关联场所）接受了管理服务对象——XX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某组织的宴请。参与人员包括李某及其公司办公室主任王某，以及我本人。席间，李某以“项目竣工验收顺利通过，感谢平时指导”为由，安排了5个热菜、2个凉菜及1瓶价值约1200元的白酒（本人饮用约2两），餐费合计2860元，全部由李某支付。

当晚赴约前，我并非没有过犹豫。李某在项目推进期间曾多次提出“吃个便饭”，我最初以“工作纪律不允许”为由拒绝过两次。但9月10日项目正式通过验收后，李某再次联系我：“张科长，验收报告都出了，就当是员工庆祝，您来坐半小时就行，我们绝对不碰酒。”考虑到项目从立项到验收历时8个月，我确实投入了不少精力，潜意识里觉得“验收完成了，关系也该缓和一下”，加上李某反复强调“没有其他目的”，我最终放松了警惕，回复“下了班可以过去，但只能待一会儿”。

席间，李某不断提及“以后有类似项目还得请您多指导”，王某则顺势拿出两条香烟（后经清点为软中华，价值约1800元）放在我座椅旁，说“领导平时辛苦，这点小东西是我们的心意”。我当时虽口头推辞：“烟我不能收，吃饭已经很麻烦你们了。”但并未坚决拒绝，直到离席时仍将香烟留在了车上（次日上午意识到问题严重性后，我立即联系李某将香烟退回，并通过微信转账2860元餐费，但李某以“钱已结算，退回来不好做账”为由未收取，目前该笔费用仍挂在我个人支付宝待支付账单中）。

现在回头审视这一行为，我深刻认识到其严重性远超当时的认知。首先，这直接违反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九十二条“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或者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的规定，也触碰了《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四条“接受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财物”的红线。作为区住建局工程管理科科长，我的职责是依法依规对建设项目进行监督管理，而接受管理服务对象的宴请，本质上是将公权力与私人利益进行“隐性绑定”——即便主观上没有“帮忙办事”的交换意图，但客观上已让服务对象产生“请吃饭能拉近关系”的错误认知，破坏了市场主体对公平营商环境的信任。

更让我愧疚的是，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单位形象。科里年轻同事曾多次问我：“张科长，企业约吃饭能不能去？”我当时还教育他们“严守底线，一顿饭可能就撕开了口子”。但自己却知行不一，若此事被同事知晓，我之前强调的“纪律要求”将沦为笑话，带队伍的说服力将彻底丧失。此外，我分管的3个在建项目中，有2家企业负责人与李某相熟，若他们得知我接受宴请，难免会产生“不请吃饭是不是就得不到公平对待”的疑虑，进而影响项目推进的积极性，甚至可能引发“被迫跟风宴请”的不良风气。

往更深层想，这暴露了我对“亲”“清”政商关系的理解存在严重偏差。我错误地认为“验收完成后，监管关系结束，交往可以放松”，却忽略了政商关系是动态的——企业可能随时有新的项目申报，我的职务身份决定了即使“当前项目结束”，服务对象仍可能因未来合作需求而“维护关系”。这种“阶段论”的侥幸心理，本质上是将公权力的影响力视为个人资源，是对“权为民所用”宗旨的彻底背离。

剖析错误根源，首先是纪律意识严重淡薄。虽然每年都参加单位组织的廉政教育，但多是“听过就算”，对《纪律处分条例》中“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界定没有深入思考。比如，我曾认为“只要没在项目审批期间吃饭，就不违规”，却不知“可能影响”不仅包括“正在办理的事项”，也包括“未来可能办理的事项”。这种对纪律条款的片面理解，让我在行为边界前失去了警惕。

其次是特权思想悄然滋生。参加工作15年，从科员到科长，我逐渐习惯了被服务对象尊重的感觉。李某在项目推进中多次称赞我“专业、负责”，让我产生了“他们请吃饭是真心感谢”的错觉。这种“被需要”的满足感，掩盖了“公权力带来的附加价值”——若我不是科长，仅是普通职员，李某绝不可能花费近3000元请我吃饭。这种对自身身份的误判，让我放松了对“围猎”的警惕。

再者是宗旨意识退化。近年来，我把更多精力放在业务指标完成上，忽视了“为企业服务”的初心。项目验收前，我一门心思抓进度、查问题；验收后，却觉得“任务完成了，企业的需求不用再主动关注”。这种“重监管、轻服务”的态度，导致我与企业的关系从“服务者”异化为“管理者”，当李某以“感谢”为名接近时，我没有意识到这是弥补服务缺位的“情感补偿”，反而将其视为“正常人际交往”。

痛定思痛，我必须从思想根源和行为规范上彻底整改。首先，制定系统的学习计划：每周三晚固定2小时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法规，重点标注“公务接待”“政商交往”相关条款；每月撰写1篇廉政学习心得，结合工作实际分析潜在风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