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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形势下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机制再造

导语：国内国际经济新形势下，银行不良资产存在数量、贬值风险“双增”问题，以高效为特征的传统不良资产处置模式仅能短期缓解不良资产市场的恶化程度，无法从根源上解决利益相关者权益损失等问题。银行不良资产处置亟需构建“四力协同”新范式：以“支撑力”为内核基础，以“驱动力”为基本导向，以“创新力”为关键动力，以“设计力”为根本保障，将不良资产处置逻辑从被动止损转向价值激活，以切实践行银行机构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的主业主责定位。

当下，世界政治格局正经历着由“一超多强”向“多极化”发展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诸多重大变革正对各行各业投射多元影响。在金融领域，全球经济治理碎片化加剧主权信用风险传导，同时叠加我国房地产债务危机等情形，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机制已成为阻断风险传导的关键闸门，其处置效能与新形势下维持金融体系的韧性及稳定息息相关。业界应深入探讨不良资产处置机制的创新路径，扎实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在不良资产处置领域的具体实践。

经济新形势下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现实场景

商业银行是典型的顺周期行业，其资产质量情况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大。在经济周期转换影响下，银行资产质量风险呈上升态势。数据显示，2025年第三季度，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35224.78亿元，较年初增长2432.85亿元，不良率1.52%，较年初增长0.02%。造成不良攀升的核心因素是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与企业债务集中到期形成“剪刀差”。以房地产领域为例，我国房地产行业进入衰退期，但多数房企因经营惯性无法及时扭转高杠杆、高周转的扩张型经营模式，导致行业及金融风险逐渐累积。根据毕马威发布的《中国不良资产行业发展研究（2025年）》，2025年房企到期债务规模达5257亿元，第三季度单季度偿债高峰约1574亿元，销售回款乏力导致再融资缺口扩大，银行业房地产不良贷款规模随之攀升。与此同时，全球金融博弈深化背景下资产贬值趋显。国际地缘政治紧张与主要经济体金融政策分化，正通过资本流动冲击与规则重构两种方式加剧我国银行不良资产的贬值压力。以中美金融博弈为例，一方面，美国“加息缩表”的货币政策传导影响我国资产价值。另一方面，为争夺资产定价权，我国强化资本市场制度改革，但短期内上市公司风险进一步显露，连带诱发银行不良资产风险滋生。

面对经济增速换挡与金融风险严控要求，我国不良资产处置政策调整，进一步强调金融机构应回归主业，确保担当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角色，致力驱动银行不良处置从规模出清向价值激活的战略转型，即不再局限于单纯核销不良风险，还鼓励通过多元处置手段实现存量资产价值再造。如，2022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的意见》，提出支持金融企业以多种方式盘活闲置低效资产；2022年6月，《关于引导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聚焦主业积极参与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的指导意见》提出，拓宽AMC收购不良资产范围及收购形式，允许结构化交易、反委托处置不良资产业务和分期付款方式；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盘活被低效占用的金融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明确要求。此外，为降低金融机构处置成本，激励金融机构探索多元化处置模式，推动不良资产的市场化、规范化处置，相关部门相继推出配套支持举措及指引规范。如，2022年9月，《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债权以物抵债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发布，通过税收优惠与监管引导相结合，助力金融机构合规、快速、低成本处置不良资产；2022年12月，《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二批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扩大个人类不良贷款转让试点范围等。在不良资产处置政策调整下，传统甩卖处置模式被颠覆，银行纷纷展开不良资产处置多元模式探索。

经济新形势下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实践困难

资产处置周期与风险暴露速度不相配。经济转型周期下，产业结构深度调整催生不良风险“脉冲式爆发”，但折价转让、司法诉讼等传统处置手段难以匹配风险暴露加速度。比如，在政策调控下，房地产行业泡沫不断挤出，行业出清随之带动全产业链收缩，在业务量快速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