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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取得经济增长与抑制通胀之间的平衡 蔡昉 寻求经济增长（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平衡的努力，在宏观经济学中，被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概括为一条曲线，表现为一个在两者之间的替代抉择关系（英文中叫trade-off）。选择平衡这个用语，实际上更反映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即不是要在非此即彼的条件下，选择到底是要多一点通货膨胀，少一点失业，还是多一点失业，少一点通货膨胀，而是要达到尽可能好的平衡。这个平衡有可能达到吗？答案是肯定的，在美国经济中即出现过高通货膨胀与高失业并存的“滞胀”，也出现过低通货膨胀与低失业同时存在的平衡。也就是说，不是非得进行替代抉择，而是能够取得平衡。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平衡呢？这正是本文讨论的主题。 一、我们应该怎样看待理论？ 对于“防止结构性价格上涨转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这个政策目标，有人对其中“结构性价格上涨”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是含糊其辞，从而违背了“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货币现象”这个至理名言（周其仁，2007）。这句名言出自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在伦敦大学的一次演讲（Friedman,1970），是弗里德曼货币数量理论最浓缩的概括，指出价格水平的变动原因·方向和幅度，是货币存量变化的结果，标志着对凯恩斯长期以来在通货膨胀成因和对策解释上期统治地位的根本颠覆。 首先，该理论并不完全排斥通过结构性的分析，理解通货膨胀成因中的具体的但是重要的因素。事实上，就在弗里德曼旗帜鲜明地鼓吹和捍卫“货币数量理论”的同时，他也没有根本否定，在短期当中及在较小的价格波动中，货币存量之外的其他因素也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弗里德曼，1991，第387-388页）。另一方面，从方法论的角度，弗里德曼实际上是一个进行结构价格分析的典范。例如，针对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关系，他将失业进行了结构性区分，即与宏观经济周期性相联系的失业和与此无关的失业，后者即自然失业率或人们所称的“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英文简写NAIRU）。弗里德曼认为：“惟有通过加速的通货膨胀才能将失业保持在自然失业率之下；或者，惟有通过加速的通货紧缩才能将失业保持在自然失业率之上”（弗里德曼，1991，第454页）。由此，他有条件地承认了菲利普斯曲线。 其次，货币存量与价格变动的关系，需要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才显示出来，而应对通货膨胀带来的负面效果，既需着眼于长期治本，也需要着眼于短期治标。例如，弗里德曼根据美国的经验指出：“平均来说，货币供给变动率达到高潮的时间比一般的商业高潮大约早16个月；而货币供给变动率达到低潮的时间比一般的商业低潮早12个月以上。”另一方面，他也指出：“与较长时期的波动相比，商业周期内货币存量，与收入·与价格之间相互影响的作用方向，较为不清晰和较为复杂”（弗里德曼，1991，第396-397页）。 第三，我们面对的是现实经济问题，要解决的是通货膨胀可能造成的对经济和老百姓生活的影响，而不是为了追求理论的彻底性。所以，在重温弗里德曼告诫的同时，也需要关注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货膨胀与失业在短期内所存在的替代抉择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寻求不以减少就业为代价的手段，来有效缓解通货膨胀压力，而避免在把治理通货膨胀作为首要任务的同时，造成失业率提高从而使居民基本生活遭受另一方面的伤害。 二、当前通货膨胀压力的直接成因 在超过10年的过去时间里，即使不说是生活在通货紧缩的阴影中，我们的确远离了哪怕是轻微的通货膨胀。直到2007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了4.8%，2008年的最初几个月中，价格上涨到一个新高度，是我们感受到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不过，不管人们是否喜欢“结构性价格上涨”这个说法，迄今为止的价格上涨，的确是主要由食品价格的上涨推动的。也就是说，在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的提高中，食品价格提高的贡献率超过80%。而后者则是一些新的发展现象的结果。 伴随着高速经济增长，城乡就业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大幅度减少，城镇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都明显降低（蔡昉，2007）。作为就业扩大的结果，城乡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和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显著加快，收入分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蔡昉，2008a）。由于中低收入家庭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和较高的恩格尔系数，他们增加了的收入很大一部分支出在食品消费上，而这便成为食品价格上涨的需求因素。例如，2006年城市居民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所占比重为35.8%，而收入最低20%人群的该比重为44.7%；城市居民食品支出中粮食和肉禽及制品的支出比重分别为7.9%和17.5%，而最低收入组人群的这两个比重，则分别为12.3%和21.5%。由此可以看到，普通家庭收入增长对消费特别是食品消费增加的影响，进而推动食品价格上涨的的逻辑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而我们却无法直接看到货币发行量的类似效果。 从图1中我们可以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