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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普遍伦理的可能性条件的元伦理学考察 赵敦华 摘要：“普遍伦理”（又称“全球伦理”）是最近几年在国内外兴起的一种伦理学主张。本文追问“普遍伦理何以可能”的元伦理问题，并指出，在当代世界，任何伦理只有满足具体的绝对性、超越后现代、成为内在的“自生系统”、应用性、具有神圣与世俗相结合的价值观、跨文化等六项“可能性的条件”，才能具有全球范围的普适性。本文最后特别关注跨文化的交流和对话，认为这大概是当前讨论“普遍伦理”问题所能期待的最好结果。 　　伦理道德自然是普遍的，没有普遍性的道理或规则不能是伦理。在此意义上，“普遍伦理”这一概念的修饰语“普遍”实在是多余的。然而，我们也要理解，这一新概念的提出，自有其用意和针对性。不难理解，“普遍伦理”所强调的“普遍”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针对当前哲学和思想文化领域流行的价值多元论和道德相对主义，强调伦理道德是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各种伦理价值是统一的，而不是孤立的，各不相关的；其二，针对全球化所引起的政治、经济、和平发展、环境保护等一系列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强调各国政府和人民都有义务遵守的全人类共同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就其普适的范围而言，“普遍伦理”也可称为“全球伦理”。 　　“全球伦理”的口号首先由德国神学家孔汉思于1990年在《全球责任》一书里提出。孔汉思等人还召集世界各大宗教代表会议，签署孔汉思起草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以及美国神学家斯威德勒起草的《全球伦理普世宣言》。后来又由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哲学与伦理学处出面，于1997年分别在巴黎和那不勒斯召开了两次关于全球伦理的国际会议，于1998年在北京召开了“普遍伦理：中国伦理传统的视角”专家研讨会。此次会议之后，“全球伦理”在国内引起很多讨论。 　　“普遍伦理”何以可能？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康德式的问题；但实际上，我们提出问题的方式与康德不同。当康德提出“可能性条件”的问题时，他已经预先设定了被考察对象的真理性。例如，他设定了欧氏几何、牛顿物理学和“未来形而上学”（包括他的绝对主义的伦理学）的真理性，然后分别提出了它们何以可能的问题，以揭示现实存在和真理的先验基础。我们提出“普遍伦理何以可能”的问题，既不假定普遍伦理的真理性，也不预示它在未来的可行性，而是按照一定的标准来考察它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如果它满足了这些条件，那么可以肯定它具有合理性和指导实践的可能性；反之则可以得到否定的结论。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可能性或不可能性；即使肯定它作为一种可能的伦理学主张，也不意味着肯定它的现实的或未来的存在，因为任何一种可能的理论，都需要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作为充分条件，才能获得其现实性。出于以上理由，我们把用以衡量“普遍伦理”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的标准称作“可能性条件”，按这一标准对它的考察则可被称作追问“普遍伦理何以可能”的问题。 　　根据对中外伦理学传统、趋势以及现代社会的特点，我们认为一种伦理学理论若要具备最大程度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必须满足以下可能性的条件。 　　1．不是形式主义的，而有具体的绝对性； 2．不是后现代主义的，而是超越后现代的； 3．不是道德本位的，而是内在的“自生系统”； 4．不是规范性的，而是应用性的； 5．不是以宗教为基础的，而是神圣与世俗相结合的； 6．不是对不同文化传统的整合，而是跨文化的交流和对话。 1 　　西方人思维习惯于把“形式”与“质料”分开，并认为只有形式才能普遍化、绝对化。在伦理学领域，最大程度的普遍性和绝对性于是也就只能存在于伦理规范的最抽象的形式之中。康德是这种形式主义伦理学的典型，他的“绝对命令”只是“按所有人都遵守的原则行事”这样一条没有具体内容的规则，这是对传统伦理学的一些普遍形式，如“你们愿意别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待人”进行理性化的论证和表达。中国传统伦理学也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这样的被称作“金律”的伦理形式。中国文化传统也有形式主义的倾向，这主要表现为孔子的“正名”思想被后儒发展为“循名责实”的正名主义，在伦理学中则表现为“纲常名教”，被奉为绝对不可违反的神圣。 　　形式主义的伦理学在本世纪受到广泛的批判和抵制。早在本世纪初，舍勒（Max Scheler）在《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和实质性的价值伦理学》这部名著中，就己击中了康德伦理学的要害：抽象空泛，不切实际，不能付诸行动。人们业已认识到，一种形式包含着各种利益的冲突和价值的选择，形式越普遍，则价值取向越复杂，根本不能决定单一的伦理价值。例如，当今世界，大家都在谈“人权”、“民主”，但各家众说纷纭。至于更普遍的伦理形式，各种理解分歧更大，遑论绝对性、普适性。 　　如果真正要达到伦理道德的以全人类为应用范围的普遍性，就应该联系各种历史条件、社会领域和文化传统，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2 　　我们先来看当代道德实践和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