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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健康也是硬道理 《读书》2003年第6期 王绍光 非典危机似乎正在消退，但它传出的警讯却不容忽视。这场看似突如其来的灾难实际上暴露了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脆弱性。如果不把非典危机放到更大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分析它出现的制度性原因，那么类似或更可怕的灾难还可能袭击我们。 在谈到非典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时，有人特别强调中国社会整体对医疗卫生投入的严重不足。这是个误解。其实，我国卫生总费用增速惊人，在过去短短10年间增加近七倍。虽然与发达国家比，我国的人均医疗卫生支出还不高，但相对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卫生总费用已不算太低，其占GDP的比重达5.7%，超过世界平均水平（5.3%）。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的健康状况理应大为改善。但现实并非如此。国际上通常用两个指标来反映一个国家国民的健康状况，即平均期望寿命和婴儿死亡率。谈到这两项指标，我们的官员往往会很自豪地指出，中国的平均寿命己从解放前的35岁上升到现在的71.8岁，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同时，我国的婴儿死亡率也从解放前的20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32‰，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但是，这种笼而统之的说法掩盖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此辉煌的成就主要是在八十年代以前取得的。以人均寿命为例，在1980年前的15年间，中国的人均期望寿命从60岁猛增到68岁多；而自从1980年以来，在21年间，人均寿命增加了不到3岁。也许有人会说，八十年代以后进步之所以缓慢，是因为人均寿命的基数已经比较大，不像以前基数低时那么容易取得显著的成果。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在1980－1998年间，中国的人均寿命增加了两岁，而1980年时基数比中国内地高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新加坡增加了4－6岁；与中国基数相同的斯里兰卡，增加了5岁。1980年时，亚太地区各国婴儿死亡率都比中国低，但到1998年，有三个国家的下降幅度比中国大。其余五个国家和地区下降的幅度没有中国大，不过它们的婴儿死亡率已降到4‰以下，实在很难再降了。 尤其是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健康领域的不祥之兆似乎越来越多。本来，中国在传染病和地方病的防治方面曾取得过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法定报道传染病的发病率在持续下降40年后，进展开始放缓，近年来甚至有回升的迹像 。在建国的头三十年，虽然资源比较匮乏，结核病的发病率下降了60－70%；后二十年，尽管资金更加充裕，治疗手段更加成熟，发病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上升的趋势。目前我国肺结核患者的数量居世界第二，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数量更是高居世界第一。这样的世界第一、第二实在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此外，本来已被彻底消灭的各种性病又死灰复燃，并泛滥成灾；由外国传入的艾滋病迅速蔓延，总感染人数有可能在2010年达到1000－2000万，再创一个不光彩的世界第一。在地方病方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已被送走的瘟神血吸虫病也已卷土重来。 改革开放以前，尽管中国经济的底子很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高，但在公共卫生领域，中国曾经被看作一个非常成功的典范。直到八十年代，每逢国际组织对各国进行排序，虽然按人均GDP中国的排名并不高，但按健康水平排名则要高得多，赢得广泛的赞誉。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创造了连续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的奇迹，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此同时，人均卫生费用大幅上升。在这个背景下，公共卫生事业本应得到更快的发展，但结果却令人失望。世界卫生组织 2000年对全球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进行了排序，中国被排在144位，比埃及（63）、印度尼西亚（92）、伊拉克（103）、印度（112）、巴基斯坦（122）、苏丹（134）、海地（138）还要低，而这些国家的人均GDP都没有中国高。对于习惯听到国际组织夸耀中国经济成就的我们来说，这个结果不啻是一副很好的清凉剂。为什么经济底子厚了、科技水平提高了、花钱多了，公共卫生的状况反倒恶化了？对这个问题，我们早就该反思了。非典危机警示我们：再不反思，更大的灾难随时可能发生。 中国的公共卫生形势之所以恶化，卫生部门当然要负一定责任，但更主要的原因恐怕与我们改革总体思路中隐隐约约存在的两种迷信有关。 对经济增长的迷信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本来，这里“发展”二字的含意是经济社会全面的进步，绝不仅仅是指经济增长。但在实际工作中，各级政府往往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更进一步，“经济增长是硬道理”又往往被理解成，为了追求经济尽快增长，其它一切都可以被牺牲，包括生态环境、社会公正、职工权益、公共卫生。当一些人说希望“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时，他们往往假设只要经济持续增长、饼越做越大，其它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尽管政府从未公开说过公共卫生不重要，但1983年以后，无论是政府卫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还是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