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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照诗风及其文学史意义的重新解读 陈 广 宏 (复旦大学) 我们今天有关鲍照诗歌风格及其文学地位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 来自民国以来学者所建立的中国文学史叙事的塑造，受到了五四时期 以文学革命与语言革命为范导的文学史意识形态极大的影响，这个问 题，是美国学者宇文所安教授在《过去的终结：民国初年对文学史的重 写》一文①中提出来的。他所反省的对象，是整个变成了“传统”文化偶 像的中国古典文学，鲍照不过是古代文学经典当中最稳定的部分之 一——汉及六朝诗歌的经典内容中所举出的一个典型的个案。他在分 析了“前现代”与现当代学术传统有关古代诗歌选本中收录鲍照乐府诗 比例的变化，以及胡适、郑振铎为代表的文学史著述以勃兴的白话文学 战胜古典文言文学为叙事导向对鲍照所作的重新诠释后认为，鲍照被 描述成“清新自然”的正面代表，一个与“通俗”文学联盟而又被讲求修 辞雕饰的精英文学趣味所压抑的自然的天才，实在与清代及以前的文 学批评传统有太大的差异，比如方东树理解的鲍照，却是一个在各种形 式里非常自觉地运用他的技巧的诗人。前者以“低俗”与“高雅”、“白 ①该文原刊《中国学术))2001年总第五期，后收入《他山的石头记——宇文 所安自选集》，田晓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鲍照诗风及其文学史意义的重新解读·191· 话”与“文言”的较量以及“我们”和“他们”、“现代”和“传统”之间的二元 对立“控制了历史的结构”，而后者的结论则建立在一群属于同一“家 族”的作家在与彼此的关系当中寻找自己的个体身份而进行创作上。 这意味着，在五四以来文学史家对“传统中国”盖棺论定的同时，传统批 评在欣赏趣味和价值判断方面表现出来的极大的多样性却被简化甚而 被遮蔽掉了。 事实上，以鲍照的乐府诗(尤其是七言作品)为基点，阐扬其天才俊 发、自开生面之成就的评价，在清代及以前的文学批评传统中已然存 在。自从杜甫以“俊逸”题鲍，后代批评家由其乐府诗的风格相印证并 突出加以表彰的不在少数①，我们看钟惺总评鲍照所说的：“鲍参军灵 心妙舌，乐府第一手。”(《古诗归》卷十二)王夫之所说的：“明远乐府，自 是七言至极。”(《古诗评选》卷一《代结客少年场行》评语)“七言之制，断 以明远为祖何?前虽有作者，正荒忽中鸟径耳。柞械初拔，即开夷庚， 明远于此，实已范围千古。”(同上《代白芝舞歌词三首》第一首评语) “《行路难》诸篇，一以天才天韵吹宕而成，独唱千秋，更无和者。”(同上 《拟行路难九首》第一首评语)沈德潜所说的：“鲍明远乐府，抗音吐怀， 每成亮节，《代东门行》、《代放歌行》等篇，直欲前无古人。”(《说诗啐 语》)刘熙载所说的：“明远长句，慷慨任气，磊落使才，在当时不可无一， 不能有二。”(《艺概》)吴汝纶所说的：“明远乐府最高，他诗多规模大谢， 不为绝诣。”(《鲍参军集选》)虽然这些论者的诗学观念及立场各不相 同，然于鲍诗之价值，皆以乐府诗为上。就连方东树也曾说过：“李、杜 皆推服明远，称日‘俊逸’，盖取其有气，以洗茂先、休奕、二陆、三张之靡 弱，今以士衡所拟乐府古诗与明远相比可见。”(《昭昧詹言》)而将鲍诗 之“俊逸”，明确置于与前代太康文学为代表的靡弱诗风相对立的地位。 ①王琦《李太白集注》卷三十二录杜甫《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坐中薛华 能醉歌，歌辞自作风格老。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何刘沈谢力未工， 才兼鲍照愁绝倒(计东日：长句，谓七言歌行，太白所擅场者。太白长句，其源出于 鲍照，故言何刘沈谢但能五言，于七言则力有未工，必若鲍照七言乐府，如《行路 难》之类，方为妙绝耳。公尝以‘俊逸鲍参军’，称太白诗，正称其长也)。” ·192·谁是诗中疏凿手 由此说来，民国以来学者对鲍照的塑造，亦不可谓无本。 尽管宇文教授的论述无疑也有他的叙事策略，但是，他所发现的现 代与之前的学术传统在文学史思考方式上存在的深刻差异，以及前者 出于某种强烈动机而有意为之的文学史建构导致传统文学多样性缺失 的后果却也是事实。因为清代以前，即便是那些曾经表彰鲍照乐府诗 成就的论者，亦并未就此将其为数更众的五言古诗所表现的艺术特色 弃置一边①，如钟惺总评鲍照日：“五言古却又沈至。”又批其《秋咏》日： “寄情必深，造语必秀。”(《古诗归》卷十二)王夫之论日：“鲍五言恒得之 深秀，而失之重涩，初不欲以俊逸自居。……五言自著俊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