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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法》修正：体系建构与制度选择 　　摘 要：我国现行《继承法》修正，既是民众继承观念变化的要求，也是继承法制科学发展的要求。《继承法》修正，以相关民事制度的完善为基础，以继承机制的和谐统一为归宿，以民众继承愿望的满足为宗旨。继承制度的体系建构，应采总则、遗嘱、法定继承、遗产的处理、附则五章编制；继承制度的立法选择，应关注遗嘱制度、法定继承制度、遗产处理制度的修正与完善，进而实现继承领域的意思自治、权利保障与利益协调。 　　关键词：《继承法》修正；体系建构；制度选择 　　作者简介：王歌雅，女，黑龙江大学民商法学研究中心、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从事民商法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2-0077-09 　　我国《继承法》自1985年10月1日生效以来，已实施了28年。在这28年的时间里，我国的国力迅速提高，民众的收入及财富也快速增加。民众财富的增多，不仅引发了民众财产观念的转变，也引发了遗产继承观念的变化，进而导致继承关系日趋复杂。然而，“现行《继承法》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社会情况，最主要的问题是不能有效保护被继承人的债权人的利益”[1]（说明，P1）。同时，在国际立法舞台上，一些国家于21世纪前后，相继修改了继承法，并在尊重继承权的个人主义立法原则的同时，植入了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关怀等价值取向，从而使继承法体现出个人主义与福利主义相结合的立法理念。鉴于我国民众对继承法修改的欲求及国外继承立法发展动向的转变，我国《继承法》的修改与完善已属必然。 　　一、修法路径 　　我国《继承法》的修改，并非孤立的制度选择与体系架构，而是融合了价值期待与道德判断的制度设计和体系建构。由于继承关系兼融了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双重属性，故我国《继承法》的修改与完善，应与民事法律制度体系中的相关制度——总则、人格权、物权（所有权和其他物权）、债权（债法总则和债的种类）、侵权责任等相协调；同时，还要与亲属制度相衔接，以实现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的统一。为确保我国《继承法》修改的科学、严谨以及继承制度与其他民事制度的协调统一，我国《继承法》的修正应遵循如下路径： 　　（一）继承制度的修正以相关民事制度的完善为基础 　　从目前的民事立法进程看，我国已相继完成了《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规范的制定，且2001年完成了《婚姻法》的修订。上述立法工作的完成及具体民事制度的建构，为我国未来《民法典》的制定奠定了基础，也为我国继承制度的修正奠定了“权利配置”的基础，进而使继承权客体向所有权客体的转化成为可能和必然。因为，继承权向所有权转化，是民法领域中的一个传统论题。即“继承权向所有权转化并非瞬间完成，而是要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继承权产生于继承程序的开始之时，而遗产所有权的归属则确定于继承程序的终结之时。应该说，继承法律关系的存续期间，就是动态的继承权向静态的遗产所有权的转化过程”[2]。在继承权向所有权转化的过程中，涉及“继承人范围的确定、遗产的保管与分割、继承人接受继承或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继承权的丧失以及继承人应继份的确定等。倘继承人放弃继承权或丧失继承权，其继承权就不可能转化为所有权”[2]。由此可见，“继承权虽属财产权，但相对所有权来说，只能是依附于特定人身关系上的一种待实现的权利；人们取得这种权利的真正目的在于最终取得遗产的所有权”[2]。故继承制度的完善、继承权的保护，需要相关民法制度的配合与支撑。 　　（二）继承制度的修正以继承机制的和谐统一为归宿 　　继承机制，应为继承制度的保障体系，即确保继承制度所倡导的继承价值理念与继承行为模式得以推行和保护。质言之，继承制度需要借助继承法律规范要求的明确化、具体化、稳定化以及强制力，实现对继承行为的普遍规范与法律约束。因为，人作为继承“活动的意识主体，不仅了解行为的目标，而且会基于自己目标实现的概率的高低及行为后果的利与害，调适行为的方式，选择对自身具有最高效用的行为类型。因而，一种行为模式或行为类型的形成，不光取决于行为主体对其价值合理性的认同，也与行为恒常后果对行为主体的利益损益密切相关”[3]（P33）。因而，继承机制的和谐统一，不仅意味着继承制度的完善与科学、人文与适用，而且也意味着继承制度的道德追求与理性判断。即继承制度具有道德监督与道德评判的功能，体现出对继承行为所蕴含的善恶价值的判断、道德责任的确认、道德信仰的传播。至于继承理性，则以继承的法律制度与道德制度的和谐统一为基础。因而，我国继承制度的完善，必须以继承机制的和谐统一为终极追求，以为继承个体提供继承期待、继承规则、继承模式、继承效力为实践方向。从我国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