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汉学界关于孟学的三次争论.docVIP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汉学界关于孟学的三次争论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应于中国局势及与世界关系的变动，西方汉学家诠释《孟子》时，在“孟子与现代民主、人权”“孟子人性论的文化性与生物性”“孟子与德性伦理、角色伦理”等问题上形成了三次较有影响的争论。争论涉及到论辩双方不同的哲学预设和诠释方法，争论的焦点亦高度相关于他们的现实关切与政治选择，尤其是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文化立场选择。一批卓有影响的汉学家参与其中，《孟子》成为西方各种思潮相互碰撞、激荡的“战场”，这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激活了《孟子》，使它有可能成为西方乃至现代中国自身思想建构的构成性力量。 　　关键词：西方汉学；《孟子》；民主与人权；文化性；生物性；德性伦理；角色伦理 　　中图分类号：B2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2?0067?06 　　从16世纪末西方耶稣会士（Jesuits）登陆中国，发展出真理与谬见杂糅的传教士汉学，到19、20世纪之交西方专业汉学的正式形成，直到今天专业汉学的多维展开，西方汉学已经走过了四百多年的漫长历程。《孟子》的西译和研究伴随了这整个过程。1990年以来，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汉学家们带着各自的问题视角，又一次探入《孟子》文本，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现代诠释，并且形成了几次较有影响的争论。惟如此，《孟子》就成为西方各种思潮、倾向相互碰撞和激荡的“战场”，这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激活了《孟子》，使它有可能成为西方自身思想建构的构成性力量。 　　本文择取西方汉学界关于“孟子与现代民主、人权”“孟子人性论的文化性与生物性”“孟子与德性伦理、角色伦理”的三次争论，分别梳理其历史脉络，揭示其现实关切，并尝试做出理论评判与回应。了解这些争论的来龙去脉，其实也是一项“揽镜自照”的工作，借此可以引起我们更多的理论反思与方法自觉。无疑，这项工作对于在当前全球化的学术语境中，中国思想如何面对东西方文化冲突、因应全球化与本土化挑战时，放言于心声，中的于现状，在世界格局中确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伦理原则、思想根基，更好地参与跨文化对话，显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关于孟子思想与现代民主、人权兼容性的争论 　　1990年之后，世界进入“后冷战”时代，但美、苏两大集团“冷战”时代的阴影仍然笼罩着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间的意识形态领域。而其焦点便集中于所谓“文明的冲突”以及民主、人权等话题上。同时，在西方经济增长变缓后，亚洲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亚洲部分地区的民主实践也成为东西方文化和政治经济比较与对话的大背景。民主和人权是普遍性的还是特殊性的？包括孟子思想在内的传统儒学资源与现代自由民主、人权之间可否兼容？这些都成为国内政治学界和海外汉学界持续关注的问题。其间与《孟子》关联较密且较重要的著作包括：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与杜维明主编的《儒学与人权》（1998）、郝大维（David L. Hall，1937-2001）与安乐哲（Roger T. Ames）的《先贤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1998）、贝淡宁（Daniel A. Bell）的《超越自由民主：东亚语境中的政治思考》（2006）、欧阳博（Wolfgang Ommerborn）、Gregor Paul和罗哲海（Heiner Roetz）编著的《人权论域中的〈孟子〉：中国、日本和西方接受〈孟子〉的里程碑事件》（2011）。以下我们依次来探视一下这些著作各自的理论建构与思想倾向。 　　狄百瑞和杜维明主编的论文集《儒学与人权》[1]集中讨论儒学资源与现代人权观念的关系，其中专论孟子的是汉学家华霭仁（Irene Bloom，1939―2010）的论文《基本直觉和共识：孟子思想与人权》[1]（94?116）。此文试图从两个方面说明孟子思想与现代人权观念的相关性：其一，孟子关于普遍道德潜能（“性善”）的观点相关于现代的平等观念；其二，孟子的“天爵”观相关于“人之尊严”的现代观念。作者指出，之所以聚焦于这两个方面，是因为它们同是孟子思想和当代人权思想的核心要素。而且，“关于人权的那些共识性看法在我们今日变动的现代文明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而（孟子思想的）基本直觉――对人之平等性、责任、关联性和尊严的肯定――不仅跟这些共识一致，也在道德和精神层面上拥护、支持着它们。”①[1]（111）中国的人权建设可以从《孟子》等古典著作中获得理论支撑，这是华霭仁一贯的看法。 　　郝大维与安乐哲《先贤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2]一书以实用主义（pragmatism）为中介，尝试为中国乃至美国寻找切合自身语境的民主模式。作者认为，“中国从来都是、而且将继续是一个社群社会（communitarian society）”，“实现中国人民的正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