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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作为道德生活何以可能 　　[摘要]《中庸》作为《论语》“学”论，是对《论语》之“学”作为一种可能的道德生活的合法性做哲学证明。本文通过对孔子一以贯之“为学之道”是“仁且智”的中庸之道的讨论，对《中席》“学”-“德”-“道”、“道”-“德”“学”的天人双向回环路径的构建，对中庸之道“不可能”与“不可离”的悖论的分析，开启了“学”作为道德生活何以可能的论题。在《中庸》中，构建了“天”-“性”-“道”-“教（学）”的整体“为学”境域，为“学”作为一种道德生活何以可能奠定了本体论的基础，并对《中庸》中的不同类人对中庸之道的不可能的可能性分析，论证了“学”作为道德生活的现实可能性。 　　[关键词]“学”道德生活 《中庸》 《论语》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4）01-0114-08 　　追问《论语》之“学”作为一种道德生活何以可能，其实是为《论语》之“学”作为道德生活的合法性作哲学的证明，是对其基础的追问。这项工作是由子思所作的《中庸》来完成的。同《大学》一样，《中庸》作为论语“学”论，也是论“学”，只是换了一套话语系统。把本体论的思辨纳入伦理学中，为“学”奠定了形而上的基础。中庸之道作为“学”的终极根据，在孔子那里已或隐或显地显现。《中庸》颇得夫子真义，是对人的存在之终极价值视阈的开启与交融，使价值的极致潜移默化达到某种无意识的状态，把人的现实生存与本体意识有机地、自然地、不着痕迹地贯通起来。同时《中庸》也是面对先秦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发、礼崩乐坏、世道衰微的社会现实，对“人的生活怎么才能好一点”的理性反思。 　　一、孔子“-于道”讨论 　　“百工居肆以成其是，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孔子之“学”以“道”贯之。《周易·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使得孔子的“道”自始就隐含着形而上的品格。孔子自认“吾道一以贯之”，即“一”于“道”，以“闻道”、“志道”为根本的诉求，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为“学”的主要纲领。但是何为“吾道”语焉不详，为此成为后世学者争论和研究的一个焦点。在《论语》中，曾子认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道”是“忠恕之道”，但没有经过孔子的确认不具有权威性。芬格莱特认为是“礼”，因为“孔子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存在着一种‘礼’，并且，‘礼’与一个更为广大的宇宙之道相和谐……这个‘礼’及其所植根于其中的宇宙之道是内在一贯、全然自足的”；冯友兰说：“孔丘认为‘礼’是最高的道德品质。”；更多学者认为“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如牟宗三认为“仁”是道德人格发展的最高境界；也有学者认为应从为学角度的“君子之道”、为政角度的“为政之道”来理解。这些观点都是不确定的意见，因为任何一种具体的德性都不可能成为孔子的“一以贯之”之“道”，即便是仁作为德之全体，也需要具体说明，不能简单做定论。 　　孔子认为“仁”作为人之为人的本质，是人的本然的生命状态。《中庸》阐释为“仁者人也”，用孟子的话表述为：“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对此朱子注的很高妙：“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和于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谓道者也。”即是把人之为人的道理落实到人的身上，便是人之为人的当行之道路。关键是如何把人之为人的理落实到人的身上？或者说人和“仁”如何相即不离，互相成全？这不仅需要“仁”德，更需要理解和体悟人之为人之理的“智”德的辅助。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人的自然生命中有着仁的端倪，但是在人生的实践中有“智”德辅助，“仁”的端芽才能不断地得到培育而成长。孔子也极为重视“智”，在《论语》中似乎总是以对比的方式展示“仁”与“智”的两种生命形态： 　　子曰：“仁者安人，知者利仁。”（《论语·里仁》）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 　　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论语·子罕》） 　　同时又在暗示“仁”与“智”两德的不离不弃。对于“仁”、“智”两德，“仁”作为心灵感情的综合体，既是德性总体，也是德性之根本，为“智”德的价值导引。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论语·卫灵公》）“仁”德守不住，“智”德必失。但是“仁者安人，知者利仁”，仁作为道德德性，其培育和生长离不开实践理智的健全发展：德性心灵的和谐发展更需要“智”德的理解和体悟的辅助，因此不能拘于对德性字词的疏解而被静态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把生命看作活泼泼的存在，没有固定的、静态的标准，而是由生命伴随着实践理智的发展，在实践生活中去体证人之为人的道理。这种“仁智”统一可谓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