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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Economics中译考 　　摘要：尽管中国近代Economy、Economics中译名五花八门，数以十计，但最主要的有“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四个，而且它们之间呈现出前后递进的比较清晰的演进路线。其演进过程既受到西方“经济学”含义演变的“外因”的影响，也与当时中国移植西方经济学的“内因”相关。 　　关键词：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西学东渐；经济思想史；传教士；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严复；日本学术界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4-0116-06 　　自清末以降，随着经济学的西学东渐的逐渐展开，大量西方经济学概念译介进入汉字语汇系统，一批新的经济学汉字术语应运而生，丰富了中国人的经济思维和思维表述，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学知识转型的重要表征。研究现代西方经济学概念的中译，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观照中国近代经济学西学东渐的复杂历程。其中，Economy、Economics的汉译具有标本性的价值，因而受到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界的重视，有关Economy、Economics中译问题的研究，学术界已有不少成果面世。①但已有的研究成果多限于罗列Economy、Economics的各种中文译名，而没有进一步对各种中文译名演变的时代背景、译者的个体情况及各种中译名的演进路径进行深入剖析。笔者认为，尽管中国近代Economy、Economics中译名五花八门，数以十计，但最主要的有“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四个，而且它们之间呈现出前后递进的比较清晰的演进路线。其演进过程既受到西方“经济学”含义演变的“外因”的影响，也与当时中国移植西方经济学的“内因”相关。 　　一、“富国策” 　　最早将Economy翻译成汉语的是来华传教士。据方维规的考证，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最早在1819年所著的《五车韵府》（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中将Economy译为“节用，节俭”；稍后美国传教士卫三畏鉴定在1844年所著的《英华韵府历阶》中沿用了马礼逊的译法；德国传教士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1822—1893）1866年编撰的《英华字典》将Economy译为“治家之道，齐家之道”。[1]传教士的上述译法深深地打上了西方人士的文化印痕。十六、十七世纪之时，基督教家政学宣扬诸如“勤奋”、“节俭”等榜样和典范行为，并视之为经济要义，来华传教士将Economy译为“节用，节俭，治家之道，齐家之道”显然反映了他们的价值观。 　　1876年同文馆的课程表中规定在五年制学生中第五年开设“富国策”课程，在八年制的学生中第八年开设“富国策”课程。所谓“富国策”就是经济学。1880年同文馆学生汪凤藻在其讲授“富国策”的外籍教师丁韪良的指导下，将同文馆所用课本英国人亨利·福西特（Henry Fawcett）186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手册》（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翻译成汉语，由同文馆刊行，名为《富国策》，这是近代中国翻译的第一部西文经济学著作，在该书中Political Economy译为“富国策”。可见中国现代教育系统中，Economy的最初中译名为“富国策”。1896年，陈炽在《续富国策序》中亦将斯密的代表作《国富论》译作《富国策》，他对亚当·斯密对于英国商务之盛，冠绝全球的贡献作了很高的评价：“识者推原事始，归功于《富国策》一书”。[2]（P149）有趣的是，陈炽并没有真正读过斯密的《国富论》，只是道听途说而已，以致他将汪凤藻翻译的亨利·福西特的《富国策》误认为是斯密的《富国策》，他认为汪凤藻的翻译存在问题，因而进行重译，1896年将《重译富国策》在《时务报》上连载，并单独出书。 　　在西方，Economy②一词来源于古希腊，其原意是指家计（oeconomia）。古希腊学者色诺芬（约公元前430年—前355年）在《经济论》中最早使用西文“经济学”一词。古希腊奴隶制生产以家庭为单位，因此把组织管理奴隶制经济的相关问题都列入“家计管理”范畴。文艺复兴后，西方近代人文社会科学得到“复兴”和光大。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下，西方近代经济学逐渐从人文社会科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经济学的发展亦由研究家计管理扩展到研究如何管理一国的经济的问题。 　　在19世纪末以前，近代西方经济学专指与国家资源相联系的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广泛使用“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这一概念。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是以“政治经济学”为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