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庸”武侠小说创新的发生学逻辑理路.docVIP

“后金庸”武侠小说创新的发生学逻辑理路 　　摘要： 　　从发生学的逻辑理路来观察“后金庸”武侠小说创新的内在机理，可以看到以温瑞安为代表的“抵抗突变式创新”、以黄易为代表的“另辟蹊径式继承”和大陆新武侠以凤歌为代表的“渐变改良式革命”。上述三种逻辑理路共同构成了在金庸小说之外创立经典的努力。虽然“后金庸”的创新成果不足，但从这一发生学逻辑理路出发，却可以对“后金庸”及整体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发展历程形成新的理解。 　　关键词：“后金庸”；武侠小说；发生学；逻辑分期；温瑞安；黄易；凤歌；大陆新武侠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13）06-0155-06 　　一、引言：“后金庸”武侠的发生学视角 　　将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发展历程作为一个整体的长时段，对其进行中时段历时分解，主流分期一般是民国旧武侠、港台新武侠、大陆新武侠三个阶段，大致兼顾了时间和空间，得到了广泛认同。但进入21世纪之后，出现了时空上的交叉，大陆新武侠在时间上与港台新武侠的继续发展相重合，有人试图提出质疑，希望用新的概念来进行涵盖[1]。然而，至今人们并没有找到新的得到广泛认同的术语，大陆新武侠仍是新武侠时段的命名。 　　但如果转换思路，将时空标准转换为逻辑标准，就可以建立新的历时分解。从1900年“武侠”一词在日本出现到1915年第一篇华文“武侠小说”《傅眉史》出现，是“前武侠时代”，不计入正式的现代武侠历程。其后的现代武侠可分三个部分：（1）从1915年到1952年5月还珠楼主在《黑森林》结束语中宣布“作者现已放弃武侠旧作”[2]止，为“民国武侠时代”；（2）从1951年郎红浣在台湾《风云新闻周刊》发表《北雁南飞》起，到1985年古龙去世止，由金庸小说确立了武侠小说的经典地位，为“金庸时代”；（3）从1986年温瑞安创作现代派武侠并于次年提出“突变”起，进一步发展为当下尚未结束的大陆新武侠，为“后金庸时代”。 　　这种基于武侠类型自身发展进步逻辑理路的分期方式，把现代武侠当作一个整体，其最高成就自然首推金庸小说，因而在评价整个现代武侠时，有必要以金庸小说为核心，围绕这一最高经典的形成与影响，探讨整个武侠发展演进的规律。上述各期自有其功能：前武侠时代是预备阶段，实现了从古典“义侠”到现代“武侠”的转变，也实现了在中国范围内“武侠”由概念到作品的转换；民国武侠时代是准备阶段，也是前金庸阶段，南向北赵及北派五大家尝试不同的武侠类型和风格，为金庸的集大成作了充分准备；金庸时代是经典制造阶段，空前提高武侠地位，且因金庸、古龙两大风格的辉映而使武侠拥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后金庸时代是在高水平基础上继续发展提升的阶段，是武侠进行各种新尝试的阶段。以金庸为核心的逻辑分期法，呈现了武侠类型发展变迁的内在逻辑理路，犹如唐诗之分初、盛、中、晚，不仅是时空概念，也是逻辑概念。 　　以金庸小说为逻辑基点分别向前后延展，关于前金庸武侠笔者另有研究，在此主要研究“后金庸”。从1986年起，“后金庸”持续时间已超过了金庸小说初版创作的整个时间长度，经历了以温瑞安、黄易为代表的“港台新武侠突变期”（1986-2000年），以凤歌、沧月、步非烟、小椴为代表的“大陆新武侠兴盛期”（2001-2005年），以90后及动漫、学园风格为代表的“大陆新武侠转型期”（2006年-）。尽管“后金庸”武侠也有不少值得一读的作品，但武侠发展何去何从的核心问题未解决，需要引入新的视角，剖析其内在机理。缕述“后金庸”事件是研究的一个方面，而事件史背后还有更重要的因素，故笔者试图将其纳入发生学视野，从不同历史层面进行观照，以期揭示其类型历程的逻辑理路。 　　就历时的发生学而言，布罗代尔在研究地中海世界历史时，提出了三层历史的观念。第一层是“一种几乎静止的历史――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第二层是“在这种静止的历史之上，显现出一种有别于它的、节奏缓慢的历史”，即“社会史，亦即群体和集团史”，“首先是依次对经济、国家、社会、文明等进行研究，最后是试图显示所有这些根深蒂固的力量在战争这个复杂的范畴内怎样起作用”；第三层是“传统历史的部分”，即“个人规模的历史”或“事件史”，“这是表面的骚动，是潮汐在其强有力的运动中激起的波涛，是一种短促迅速和动荡的历史”[3]。 　　布罗代尔的三层历史给予了武侠变迁研究极好的启迪。布罗代尔讲的是总体史，就武侠而言，三层历史可以这样理解：长时段的环境史，即武侠基本内核的缓慢演进，即“侠”与“武”的演进，沧海桑田，从先秦“不轨于正义”的恩义行为演变成为“为国为民”的正义行为，从先秦游侠与刺客的分离演变为侠与武的必然伴生；中时段的群体史，尤其需要注重的是在“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