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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监管创新:“目标导向”模式
摘要: 新一轮增量式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加快了培育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完善农村金融功能和促进农村金融组织进一步发展与壮大的步伐。随着改革的推行,农村金融的主要矛盾已逐渐由竞争主体不足转向农村金融监管滞后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增长的矛盾。因此,农村金融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加快农村金融机构监管模式创新。认真分析当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监管存在的问题,系统提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监管模式——“目标导向”监管模式的内涵、目标与原则,从建立统一核算系统,建立信用管理系统,完善法律制度以及改善监管环境等方面创新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监管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金融创新;“目标导向”模式;金融监管
中图分类号:F323.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3)03-0001-06
一、问题的提出
2006年银监会实施农村金融“新政”以来,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相继成立,拉开了我国农村金融组织“增量”改革的序幕,迈出了探索创新农村金融组织形式的步伐[1]。在政府主导下,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从地区试点过渡到全面推进的阶段。但在机构数量与规模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之时,也暴露出一些严重问题。一是盲目扩张现象严重。根据2009年中国银监会编制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9~2011年总体工作安排》,计划3年内在全国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1 294家,其中村镇银行1 027家,贷款公司106家,农村资金互助社161家。据资料显示,2011年底,全国已设立小额贷款公司4 282家,贷款余额3 915亿元,全年累计新增贷款1 935亿元,而截至2012年12月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6 080家,贷款余额5 921.38亿元,全年新增贷款2 005亿元。二是市场定位严重偏离设立目标。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设立的宗旨是惠及“三农”及小微企业,但运行过程中严重偏离了服务“三农”的目标,“三农”贷款所占比重太低,商业贷款比重过多[2]。三是治理异化现象明显。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没有发挥其规模、信息、地缘与人缘的优势,治理过程没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时排斥贫困农户的金融需求,而许多金融机构在追求提高贫困农户的金融福利时,自身的财务状况又难以为继。四是出现创新的惰性。由于走政府主导、试点再推行的扩张路径,在发展模式上创新不足。经验表明,市场发展常常领先于监管行动,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总是沿着“创新—监管—再创新—再监管”的轨迹演进,如果监管缺少必要的灵活性,就会落后于创新的脚步,从而造成金融监管的不适应,进而阻碍金融创新[3]。因此,在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背景下,农村金融的主要矛盾已由竞争主体不足逐渐转变成农村金融监管跟不上金融发展的步伐,监管的缺位或错位将导致改革达不到既定效果甚至可能导致改革的失败,农村金融机构监管模式创新势在必然。
二、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现状与缺陷
(一)当前监管方式:以银监会为主体的分类监管
我国现行农村金融监管模式依然是按照 “一行三会”总的金融监管框架下实行分业监管。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中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由银监会监管,小额贷款公司由省级地方政府金融监管局监管,以银监会为监管主体,对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同一监管框架下实施分类监管[4]。表现为:
1.按巴塞尔协议规定分类监管。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分类监管的依据是按照巴塞尔协议的分类框架展开的。根据巴塞尔协议的监管原则,对存款类的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统一执行巴塞尔委员会监管原则及标准,不制定特殊监管政策,有利于强化新型农村金融法人机构对其分支机构或控股机构的监管责任;同时,对于对少量不吸收存款、运用自有资金发放贷款的特殊金融机构(如贷款公司等),更多地发挥银行业金融机构自律的作用,采取严格限定其服务对象和业务范围的措施,实施以市场约束为主的监管方式[5]。
2.按资本状况与资产质量评估分类监管。当前的分类监管办法主要通过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资本状况和资产质量进行评估(包括资产质量、资本充足、管理状况、市场风险、流动性等),构建监管指标体系和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实施“扶优限劣”的分类监管措施,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进行资本约束监管。对评级低、风险大的机构增加现场检查的频率、广度和深度,并限制设立新机构,限制新业务,控制业务发展规模;相反,对于评级高、风险小的机构,适当减少现场检查频率,缩小检查范围,支持鼓励创新发展[6]。对于出现支付性风险预警的,立即启动风险处置应急预案,通过调整资产负债结构,筹集资金来应对支付危机,对于已经出现支付风险的,及时申请动用存款准备金和争取其他资金支持,并要求持股银行启动流动性风险管理支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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