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返自然之魅：生态风险视域下的责任伦理构序.docVIP

永返自然之魅：生态风险视域下的责任伦理构序 　　摘 要：生态文明直接关涉人与自然的伦理道德问题，应置身于人的生存境域，对人的世界性存在予以心灵化探询；合理分析人类所面临的生态风险，反思人类启蒙的局限性，诉诸于生态启蒙，构序新的责任伦理。只有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确立生态本位，才可能走出生态想象的迷区，实现真正的生态文明景观。 　　关键词：生态风险；责任伦理；生态启蒙；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1002-7408（2014）03-0038-04 　　长期以来，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都忽视了价值生成的人性论根源，未能将人之为人的问题作为生态伦理研究的哲学基础，不仅难以突破道德相对主义的窠臼，而且其建构的生态伦理原则难以担保人之为人，造成了生态伦理学自身面临着安身立命的危机：对人与存在的关系产生了遗忘。无论是以感官享乐为人生旨趣的消费主义，抑或是以人类为宇宙中心的科学主义，都在“人定胜天”的狂妄中奴役和摧毁着人类的生存根基。早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我国就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十八大更是提出把“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将“生态文明”升格到更高的战略层面，但如何进行“生态启蒙”进而合理认识和把握生态文明的内涵以及优越性，仍有太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试图从生态风险的后现代视角切入，分析如何构建责任伦理，重新思考生态伦理学的哲学基础，并将这一基石归结于人性。 　　一、生态风险：文明的活火山 　　在社会学领域，“风险”常被界定为一定时期产生有害事件的概率与有害事件后果的乘积，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风险的来源不是基于无知的、鲁莽的行为，而是基于理性的规定、判断、分析、推论、区别、比较等认知能力，它不是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期望对自然的控制能够日趋完美。”[1]进一步推演，我们认为，生态风险（Ecological Risk），即生态系统所承受的人为风险，它指的是在一定区域内，由于人类实践活动对生态的结构性破坏，产生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及其成分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包括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从而危及生态系统的安全乃至人类的生存发展。 　　归纳起来，生态风险具有如下特征：（1）产生具有典型的人为不确定性，公众的愚昧、狂妄、盲从、迷信构成了生态风险的源头，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或称“人造风险”。（2）存在具有“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特征，随着风险责任陷入社会、空间、时间维度的不可预测性，社会沦为了试验室，使得没有人承担事后的责任。（3）发展具有突发的变更性，当局部风险累积到一定限度，便打破常态，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崩塌。（4）治理具有漫长的周期性，其爆发与危害短期内无法肃清，一旦从潜能转变为现实压力，极难防范和缓解。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潜在的威胁正在急剧变成现实，生态失衡下的“瘟疫”，如“非典”、禽流感、“甲流”、疯牛病、转基因食品等，频繁爆发。生态风险宛如一柄时刻悬挂在人类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剑，无时不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发展。“风险威胁的潜在阶段已经接近尾声了。不可见的危险正在变得可见。对自然的危害和破坏，在化学、物理或生物的影响链条上，不再外在于我们的个人的经验；相反，它们越来越清晰地冲击着我们的眼睛、耳朵和鼻子。”[2]如今，人类对自然的不敬与否定，使得生态风险更是成了人们生活的常态，“对于全部人口来说‘有无问题’（to have or have not）变成‘生死问题’（to be or not to be）。”[3]“自然问题成为人们日常思考的主题”，生态风险正在改造我们的现代性文化，“世界的重心正从社会转向自然”。人类乃是扎根于自然之中，永远不可能脱离自然，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真正的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4]生态风险是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的直接后果，但不是纯自然领域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人与自身生存的世界之间关系的危机，必须诉诸于对生存危机的反省来一次“心灵的革命”，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功利理性主义逻辑，将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渗透到对道德现象的思考当中。 　　二、责任伦理：回归生态视角的伦理学范式 　　从伦理的维度来看，人类作为道德代理人，应当用伦理责任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保护自然界生态进程。毕竟，人并非自然的主人，而是自然的“托管者”，正如王充在《论衡》中谈到，“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按照韦伯对“祛魅”的理解，从信念伦理到责任伦理的历史转向，是伦理学走出传统的思辨王国，日益融入世俗生活和人类实践的过程。在一个“祛魅”的世界里，人们所需的不再是深陷于思辨王国的理论，而是能直面道德生活实际、真正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