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参与和公民精神的互动.docVIP

政治参与和公民精神的互动 　　摘要： 在《代议制政府》中，约翰·密尔一方面强调政治过程的有效运转有赖于公民品质的支撑，尤其民主制度对于公民精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政治参与本身就是培育公民精神的重要途径。《代议制政府》中的各种制度设计和安排都可以从培育公民精神的角度来理解。从公民教育这一角度，密尔为民主制度做出了更加有力的辩护，而对于公民精神的强调则是构成其整体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关键词： 约翰·密尔； 政治参与； 公民精神； 代议制政府 　　中图分类号： D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3）02-0087-04 　　一、导言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绪论中曾写到：“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挠，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它前进。”[1]7托克维尔敏锐地认识到民主已经成为时代的潮流，他视之为“上帝的意志”，不可阻挡。19世纪的英国所经历着的正是这场前所未有之大浪潮的洗礼。虽然1832年的第一次议会改革有限地扩大了选举权的范围，但这显然不能满足变化中的社会之需求，其后不久爆发的“宪章运动”即是一个明证。[2]711-714，721-722身处时代浪潮之中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显然也感受到了民主大潮的不可逆转，他在为《论美国的民主》所写的书评中即讥讽当时英国的政治家和学者们在这方面要远远落后于诸如托克维尔这样的大陆思想家，因为他们并不明了民主将是未来英国的命运。[3]47-90 　　但另一方面，同托克维尔一样，密尔对于民主的进一步发展也充满着忧虑。因为随着选举权的进一步扩大，那些在才智和德性方面都可能堪忧的社会下层将要踏上政治舞台。他们的无知和偏私可能造成多数的暴政。并且正如密尔在《论自由》中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政治上的暴政更可能发展成一种社会暴虐。[4]5相对于民众的无知，密尔对于民众的偏私更加敏感。在他看来，多数时候只是汲汲于糊口谋生的普罗大众通常只是着眼于“最基本的个人利益”，往往“不会把他们的精神引导到超出个人以外的思想或感情”。他们“普遍倾向于只注意个人的私利而不考虑或关心他在总的利益中的一份”，他们“不会有和公众同一化的无私的感情”，“从不想到任何集体的利益，不想到和别人共同寻求的任何目的”。[5]53总而言之，他们对于公共利益的关注是十分有限的。 　　尽管有这些担忧，密尔坚信民主的历史潮流不可逆转，他和托克维尔一样所寻求的其实只是要引导民主。用后者的话说即是：“重新唤起民主的宗教信仰；洁化民主的风尚；规制民主的行动；逐步以治世的科学取代民情的经验，以对民主的真正利益的认识取代其盲目的本能；使民主的决策适合时间和地点，并根据环境和人事修正政策。”[1]8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可以将《代议制政府》视为密尔引导、规制民主这一时代浪潮的呕心之作，而他最为关心的就是如何在保证民众政治参与的同时纯洁其精神，培育出一种无私的公民德性。 　　二、作为民主制度之基础的公民精神 　　在密尔看来，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要想达到一个相对美满的境界，良好的制度设计和较高的公民品质都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两者之间他更加强调后者。在他看来，如果政治制度是马笼头的话，那么“民众的品质”就是“驭马者”。光有好的马笼头而缺乏善驾的驭马者显然是不行的。同样的道理，民众的品质如果达不到一定的标准，再好的政治制度也无法使政治正常运行。因为在密尔看来一个好政府最后的依靠即是组成作为统治对象的社会的那些人的品质。政治制度归根结底是“人的劳作”，其“根源和全部存在均有赖于人的意志”；政治机器并不自行运转，它是要由人甚至是普通的人去操作，这不光包括单纯的默认，更包括“积极的参加”。只有当民众乐意接受一个政府并且能够作出必要的事情、履行必要的义务（比如纳税、服役等）时，政府才能够持续下去并完成自身的目标。 　　政府的有效运转之于民众品质的这种依赖在民主体制下表现得更加明显。因为民主制度赋予了广大民众参与政治的机会，“它使社会中现有的一般水平的智力和诚实，以及社会中最有智慧的成员的个人的才智和美德，更直接地对政府施加影响，并赋予他们以在政府中较之在任何其他组织形式下一般具有的更大的影响”。[5]28正因为如此，民主制度对于普通民众的品质也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民首先必须珍惜他们所享有的自由和权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它们而将其奉献于“一个伟大人物的脚下”；他们还要摆脱专制政体下养成的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心态，不能再秉持“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处事原则；他们应当能够以大公无私的心态参与公共事务，以国事为己事、积极履行自身义务，有时甚至主动在物质上、精力上有所牺牲（比如积极地配合政府镇压作恶的人）；他们还要养成一种“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