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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都司的设置考论 　　内容摘要：在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僧团设有管理佛教事务的最高僧司机构——都司。都司是吐蕃统治敦煌早期，在蕃汉民族矛盾突出、吐蕃推行宗教制度改革等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管理敦煌地区的佛教事务及对当地蕃汉军民进行有效的管理而设置的一个机构，在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的佛教事务管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关键词：敦煌；吐蕃；都司 　　中图分类号：K87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2-0093-07 　　在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僧团设有儭司、灯司、行像司、功德司、道场司、福田司、仓司等司级机构，而在这些机构之上又设有管理敦煌佛教事务的最高僧司机构——都司，都司事务由僧官专门负责。在敦煌文书中可以看到，都司最早出现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在敦煌地区的佛教界和世俗界均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敦煌都司究竟是在吐蕃占领沙州之前唐朝设置的，还是占领沙州之后吐蕃政权设置的呢？这是敦煌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厘清该问题对于我们了解吐蕃或唐朝对佛教僧团的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即对此问题试做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都司设置的时间考察 　　白文固先生在讨论中国古代僧司的设置问题时认为：东晋、南朝虽然设置了僧官，但是没有成制的僧官机构，不设官署。北魏的中央僧司机构为监福曹（后改称昭玄寺），而地方僧官机构与当时的行政体制相适应，分州、郡、县三级。州郡的僧务官署称僧曹，相应的正副僧官有州统、州都统、郡统、郡维那等。县一级仅置县维那一人，不设官署，亦无统、都之职。唐代撤消了中央到地方的僧务专设官署，中唐以前，唐代僧务管理权常隶属于中央政府的常设官署如鸿胪寺、祠部、宗正寺或主客等，而不再设专门的僧务机构，从而纳僧尼管理权于中央政府。进入中唐以后，虽曾设置多由权宦充任使职的左右街功德使管理全国僧尼事务，但时设时废而渐趋废弛。僧务管理上出现了俗官与僧官混存共管的情况[1]。可见，白文固先生认为唐代没有设置僧司机构。但谢重光先生认为晋代已经设置僧官官署——“僧司”，宋、齐、梁、陈沿而不替，僧司既有中央的，又有地方的。谢重光先生还倾向于唐代地方设置有僧司的观点，其依据是敦煌地区设置有都司[2]。而我们知道，敦煌地区的都司最早见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故谢重光先生的观点等于认为敦煌都司是吐蕃统治敦煌之前唐朝设置的。但事实上，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情况并不能代表同时期甚至更早时期唐代的情况，换句话说，吐蕃时期敦煌都司不一定是唐朝政府设置的。反之，笔者认为，都司应是吐蕃统治敦煌以后吐蕃政权设置的。对此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唐朝其他州县有无僧司设置的情况来回答，因为吐蕃统治之前的沙州作为唐朝一州，其情况应与他州一致。假若唐朝其他州没有设置专门的由僧官负责的僧司机构，则说明唐朝在沙州也没有设置该机构。由于吐蕃是从大历十一年（776）攻打敦煌，到贞元二年（786）正式占领敦煌的，而结束对敦煌的统治是在大中二年（848），故在具体讨论中，我们以大中二年（848）前唐朝是否在其他州县设置过僧司机构为主。 　　讨论中唐以前唐朝其他州县有无僧司设置的情况，我们可以从古代僧司的职能入手。中国古代僧司机构的主要职能是管理佛教事务，其中需要官方处理的佛教事务一般是先报僧司，再由僧司报官方处理。如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中“杂任职员”条所云“或有事先白录司，后报官方也”，这里的“录司”系指宋代“左右街僧录司”。但此前中国古代的僧司机构亦具有该职能，如《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会昌元年“[六月]十一日……南天竺三藏宝月入内对君王，从自怀中拔出表进，请归本国。不先咨，开府恶发。[六月]十五日军内收禁犯越官罪故：宝月弟[子]三人各决七棒，通事僧决十棒。不打三藏，不放归国”[3]。文中的开府指仇士良，此时仇士良还任管理佛教事务的左街功德使，说明此时的长安，僧尼事务需先报左右街功德使，再上报官方。反之，官方的旨意往往亦由僧司机构转达给各地方寺院。从敦煌文书来看，吐蕃归义军时期的敦煌都司有经济、宗教等多方面的职能，同时，代表世俗政权管理佛教事务、向僧团传达世俗政权旨意亦是其主要职能。由于吐蕃时期的敦煌文书关于都司的资料非常少且很零散，同时归义军时期的佛教政策，特别是在僧官和僧务机构的设置等方面深受吐蕃制度的影响，故我们主要先借助于归义军时期的记载来了解都司的此项职能。 　　S.1604《天复二年（902）四月廿八日沙州节度使帖都僧统等》载： 　　使帖都僧统等。右奉处分，盖缘城煌（隍）或有数疾，不□五根。所以时起祸患，皆是僧徒不持定心，不虔经力，不爱贰门。若不兴佛教，何亏乎哉。从今已往，每月朔日前夜，十五日夜，大僧寺及尼僧寺燃一盏灯，当寺僧众不得欠少一人，仍须念一卷佛名经，与灭狡猾，嘉延人轮，岂不于是然乎。仍其僧统一一钤鎋，他皆放此者。四月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