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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发展对川东教案的影响 　　摘要：川东成为教案高发区或曰重灾区，教会发达的影响或刺激是一个重要因素。其一，到1870年代中期四川还是天主教徒最多的省份，即使到1900年仍居第二位，在四川内部，川东信徒和慕道者人数远远高于川南和川西北两个教区。其二，教会领袖颟顸。不仅四川官员，就是其同行，甚至法国外交官对法国天主教川东主教范若瑟颇有微词，其之去职被“看作是和平时代的开端”。其三，法国保教态度强硬，动辄公使出面，动辄以武力威胁。这都使教会“发达不已，而反动力生”。 　　关键词：川东教案；教会；刺激 　　中图分类号：K25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2014 　　台湾学者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一书从“儒家传统与反教”、“传教事业的侵略特质”和“中国社会习俗与官绅利害”几个角度分析教案的原因①。美国学者柯文认为，有三种力量倾向于刺激官员的反教天性，阻碍其充分履行职责。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绅士阶层不接纳西教，其次是传教士的优越地位对官员的权威提出了挑战，最后便是官僚腐败以及相应的中央政府之虚弱 [1]112-113。如果他们的分析客观的话，则对各地教案都适用。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或何种环境使川东② 　　成为教案高发区或曰重灾区呢？清末革命者梧生在正仇教之非前，先分析了西方宗教传入四川的历史与现状，他指出，四川教会主要有两派，一为天主教，一为福音教，天主教先传入，据日人调查，该教在四川有信徒50万人，占全国之半数，溯厥初来之历史不过20余年，近年来福音教盛行，几与天主教抗，两派之发达可云至矣，发达不已，而反动力生焉，辛丑余栋臣首祸于大足，壬寅红灯教匪起资阳，他若荣县、犍为毁教堂，富顺赔至万金，开县承红灯教之余孽，此皆吾蜀民教构难之陈迹 [2]。虽然此处的20多年历史和50万人数字值得商榷，辛丑当为戊戌，但是，其之“发达不已，而反动力生”的结论则是正确的，台湾学者陈银昆在分析教案与传教活动的关系时也得出“传教活动愈盛，教案愈多”的结论，并以四川为“传教事业盛，反教亦夥之一例” [3]30，39。当然，川东成为教案高发区或曰重灾区是合力因素所致――目前还没有其他学者关注这个问题，教会发达之影响或刺激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一、教会发达之一般情形 　　公元“一千六百四十年间，有耶酥会士利类思司铎首先入川”[4]1。1702年，四位欧洲传教士穆天尺、毕天祥、白日升和梁弘仁入川，“在重庆遇见教友十余人”[4]66，在华光楼“建有圣堂” [4]70。1724年，清朝禁教后，到18世纪末，全国天主教徒减少1/3以上。然而，在四川，尤其在18世纪下半叶，教务却呈现出蓬勃生机，1750年至1800年，教徒增长10倍 [5]108。1756年，全省只有约4 000教徒，1792年，增至25 000人，1801年40 000人，1835年或1840年60 000人 [6]173-174，183。1840年代，哈克在旅行中发现，四川比其他任何地方的教务都发达，并能在有一定社会地位者中发展信徒 [6]239。 　　进入近代以后，四川教务持续繁荣。陈银昆依据《教务杂志》的统计，认为1866年全国共有天主教徒363 580人，其中江南73 000人，占20. 08%，居第1位，四川68 000人，占18.70%，居第2位[3]38，53。然而，由于江南包括江苏与安徽两省，所以，应该还是四川居第1位。1874-1875年，江南教徒增至88 869人，而1870年四川已有80 000人。1866-1867年，江南有42位欧洲传教士，14位中国传教士，而1870年四川有44位外国传教士，66位中国传教士 [6]318-319，327。直到1900年，江苏教徒增至113 621人，居第1位，四川99 123人，居第2位 [7]20-22，四川仅比江苏少14 498人。就是到1911年，直隶（包括蒙古一部分）教徒360 460人，居第一位，江苏160 280人，居第2位，四川118 724人，仍居第3位 [6]537。所以，从18世纪中叶起，四川还兼管云南、贵州以及西藏传教事务，直到1840年云南独立，1846年贵州独立，经第二次鸦片战争，四川本身也分为川西北、川东和川南三个教区。 　　四川各教区的情况，以1907年为例，川西北有人口25 000 000人，川东15 000 000人，川南20 000 000人，而外籍传教士，川西北38人，川东47人，川南45人；中国传教士，川西北45人，川东41人，川南13人；教导员，川西北60人，川东191人，川南100人；学校，川西北337个，川东275个，川南250个；学生，川西北4 675人，川东4 330人，川南5 000人，孤老院收容人数，川西北132人，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