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中的蓝靛厂，他们看不见.docVIP

消失中的蓝靛厂，他们看不见 　　张振环把烟叼在嘴里，左手摸索桌上的打火机。点烟的时候，他用缺了中指的右手掐住烟头，来回寻找火苗的热度，经常烧焦半截烟。50多年前，张振环在厂里上班，整天泡在堆满三角带和废铁钉的车间里，那时候他只抽得起一块钱一斤的烟叶：买回来晒干、捣碎，揉成烟梗子，塞进烟斗里抽，一个月能抽掉一斤。他今年73岁，仍然一天一包5块钱的红河，身子倒无大碍，合上眼皮看起来是个身体硬朗、精神矍铄的老人，只是无法睁开眼睛。他双目失明，眼球早已萎缩。 　　张振环几乎足不出户。起床之后，他就坐在床沿上听广播，有时把两台收音机都打开，一个放新闻，一个播国共谍战小说。每当有客人进到里屋，他就调低音量，仰起脑袋问：“这屋里开灯了吗？”仿佛是一种礼节。里屋潮湿逼仄，只有一扇朝西的窗户，太阳落山前才透进薄薄的一层光线。“冬天，这里就跟黑洞似的。”对他而言，这是一个相当直观的比喻。老伴李士珍通常坐在外屋的床板上，捧着家里的第三台小收音机，听自己喜欢的频道。电子钟每到整点报时一次，牵引他们从早到晚的生活。 　　李士珍也是盲人，今年65岁。1968年，她和张振环结婚，第二年生下一个女儿。一直到2004年，他们还与女儿同住在工厂的职工楼里。如今，这些五层高楼矗立在原地，用80年代字体刻出的“五单元”之类的红字，已被风雨吹洗得泛白。 　　这里就像经历了一场巷战，交战双方拉锯九年，打打停停。楼间的野草长到一人高，楼道里积着厚厚的尘土，门上贴着已有时日的拆迁启示、停电通知。已经搬空的房间，窗户被砖块封死。拆迁刚启动，楼里的下水道即遭破坏，地下室成了化粪池，浑黑的水面上漂着鞋子、玩偶和老式家具。三排高楼围出一块院子，松树挺立、草坪光秃、废品遍地。外地打工者进驻此地，租住钉子户腾出的空房，有人收废品，有人在空地种菜。院子西侧有三间平房，曾分别是厂区活动室、水房和居委会。现在，张振环、李士珍住在居中的一间，71岁的茹世合、62岁的石乔恩住在左右两间。 　　他们都是盲人，也都是蓝靛厂盲人工厂的退休职工。他们口中的“厂子”，曾占据蓝靛厂的中心地带，有五金橡胶厂、塑料制品厂、纸制品厂等数个厂房，还拥有自己的食堂、幼儿园、职工宿舍、盲人演艺团、盲人公交专线。包括家属在内，整个厂区曾生活着1200多人，其中一半是残疾人，盲人占了多数。那时，盲人工厂是北京市民政局下属单位，规模为全国之最。厂里工作稳定、福利优厚，不仅残疾人，就连健全人也争着往里挤。 　　而今，沿着直通颐和园的皇家御用运河（长河）一路向北，在长春桥向西一拐就是蓝靛厂，工厂王国已无踪影。号称“亚洲最大购物中心”的“金源燕莎”占据了河边的宝地，成片的写字楼和高档小区向四面铺开，包围着残留原址的盲人工厂职工楼，隐蔽在人们的视线之外。 　　早在1994年，盲人工厂就陷入困境，到上世纪90年代末生产已半瘫痪。2003年，开发商相中蓝靛厂，不到一年，拆迁公司将职工楼和旁边两座古庙之外的一切历史痕迹迅速夷平。由于剩下的这块地方被规划为一个商品房小区的绿化用地，开发商并不着急。九年多时间，拆迁谈判断断续续，至今还有30多户守着昔日的遗迹――他们全部是盲人家庭。 　　进厂 　　1949年的政权交替重置了无数人的生命轨迹，茹世合有自己独特的体会。他曾是五金橡胶厂的车间组长，也是为数不多的仍健在的天桥艺人之一。 　　茹世合习惯抿着嘴唇说话，嗓音浑厚有力。他的屋里放着唢呐、二胡、几只京韵大鼓。他把拆迁补偿款换成了近郊的两套房子，老伴和女儿各住一套，他一个人留在厂区，等待安置。退休以后，他重拾老本行，收了十来个徒弟，周末聚在一起吹拉弹唱，有时师徒几人跑一场红白喜事，赚点零花钱。 　　茹世合生于1942年，家中有十个孩子，夭折两个，他排行老四。3岁失明，5岁开始帮父亲干活――父亲用洋车拉菜，他在后面推着走。1949年之前，穷人家的盲人孩子有三条出路：算命、讨饭、卖唱。11岁，家里替他选了第三条路，花钱请了个盲人师父。“上饭馆请一顿，把师父的熟人朋友都叫来，当着大家的面磕头认师，还要立生死状：投河溺井，打死勿论。” 　　1953年到1955年，茹世合跟着师父学曲艺，期间没少挨打。“师父拿藤条打我，他也看不见，师母就在边上喊，‘别打了，他不在那儿！’”因为交不起一个月两块五的学费，他提前一年“毕业”，跟四五个盲人孩子一起去天桥“撂地”。“这钱不好挣，来天桥的都是穷人，你唱的时候身边围一圈人，该要钱了，呼啦都跑了，收完钱又都回来了！”每逢周末或过节，天桥人头攒动，茹世合一天能挣两三块钱。上世纪50年代在北京，两块钱能买4斤猪肉， 30斤棒子面，或20斤大米。 　　天桥卖艺的传统穿过1949年，一直延续到1957年才被政府取缔。之后几年，茹世合又在东单、东四、动物园、王府井百货大楼等地打游击，警察见到就撵。“实在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