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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恩的人权论证范式与西方权利理论传统 　　摘 要： 西方传统的人权论证理论主要是遵循着古希腊以来的自然法理论传统，在这种论证范式下，人的权利与世界的终极性存在有着必然的联系，从而具备了超越性的价值。虽然这一理论的具体内容在西方思想史上时有变化，但是其由超越性的存在而确定应然的秩序进而确定的人的权利存在的合理性内容则基本没有变化。米尔恩所提出的人权论证范式则对此做出了较大的修正。他通过消解传统理论中作为类的人的概念以及在规范研究中加入一定的实证因素而弱化了权利的超越性价值。这样的一种研究进路也为人权论证的模式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关键词： 米尔恩； 人权； 论证范式； 自然法； 超越性价值 　　中图分类号： D81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3）03-0107-04 　　对人权存在的合理性的论证一直是权利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也是人权作为一种应然状态的权利在理论上的必然诉求。古往今来，很多思想家在这一问题上提出了精彩的见解。20世纪以来，随着自然法理论的衰落与政治哲学研究的式微，对于人权论证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低潮。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法学家米尔恩的人权论证理论就显得具有了特殊的意义。他在吸收西方传统权利理论的同时，提出了一种颇为新颖的人权论证范式，笔者即尝试对米尔恩的这一理论与西方权利理论传统的关系作一论述。 　　一、西方思想史中传统的人权论证理论 　　基于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自由主义的人权论证主要是以自然法为基础而加以推衍的。据有学者考察，早在国家形成以前的初民时代，就已经有了权利观念的萌芽[1]3-27。但这时的权利意识更多的是对于自发形成的社会秩序的一种认知，而尚不具备自成体系的理论形态。这种理论体系的建构是从古希腊开始的。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自然法观念的产生。自然法是人类在认识了物质世界的秩序之后，将人类及其社会纳入这一秩序体系的结果。“后希腊各学派回到了希腊最伟大知识分子的道路上，他们在‘自然’的概念中，在物质世界上加上了一个道德世界。他们把这个名词的范围加以扩展，使它不仅包括了有形宇宙，并且包括了人类的思想、惯例和希望。”[2]31自然法理论对于人权理论建构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为人权这样一种对理想社会秩序的建构的主张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理论依据。“人权的哲学基础是自然法。”[3]76自此，自然法成为了人权论证的最为重要的一个进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推进并完善了自然法观念的斯多葛学派对于人权概念的形成实在是有着巨大的贡献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人类的统一，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因而还有国家的正义，男女的同等价值，对妇女与儿童的权利的尊重，仁慈、爱、家庭的纯洁，宽容和对我们同伴的宽容，在一切情况下，甚至在可怕地必须用死亡来惩罚罪犯情况下的人道精神——这些就是充满后期斯多葛主义者著作中的基本思想。”[4]192可以说，就是这些思想，构成了我们今天的人权理论的基本内容并奠定了其在价值层面上的基础。 　　自然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在价值上的超越性：就本质而言，自然法不是具体的成文法律，而是一种昭示绝对公理或终极价值的正义论。[5]7其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自然法与世间法的对立。即相对于现实存在的世间法而言，自然法是基于更高层次的依据而存在的秩序规则。自然法存在的合理性是与本体论层面的论证密切相关的。相对于现实秩序而言，它是一个超越性的存在。而且由于其源于作为世界本源的本体论层面的规定，因而自然法作为一种秩序的设定天然的就具有了善的价值。从而，由自然法所证成的人权也就被赋予了一种超验的、善的价值属性。也正是由此，人权概念获得了一种衡量、裁判乃至是批判现实秩序的功能。“对普遍原则的认可使得人们要依据自然的或理性的秩序，来评判现存的秩序或者是此时此地现有的一切；而此时此地现有的一切大都是不符合那普遍而永恒不变的规范的。”[6]15这也正是人权的理想主义色彩与现实功能之所在。 　　尽管此后西方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样的一种观念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却并未受到较大的冲击。更多的只是其理论形态外在的变化，而理论的核心并没有发生较大的改变。如在中世纪的西欧，基督教的神学理论成为主宰的理论体系。但是在权利的来源上，人们仍将之诉诸于自然法。虽然在神学体系下，本体论理论与古代相比有了极大的不同，但是这种有世界存在本源以衍生出应然的权利秩序的理论论证路径并没有根本改变。不过，尽管产生了自然法观念作为人权概念的理论支撑，但人权的理论体系的建构还是在西方的近代才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以及中世纪只能说是人权概念的萌芽时期。 　　在中世纪的后期，伴随着城市的发展与对古代经典的重新认识，出现了所谓的人文主义思潮。学界普遍认为以马基雅维里为标志，西方世界开始了“人的发现”的历程。在当时对抗教权乃至神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