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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同妻”群体的生存困境与权利保障 　　收稿日期：2012?12?13；修回日期：2013?02?28 　　作者简介：张健（1986?），男，山东德州人，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 法律社会学与司法制度. 　　摘要：当人们开始关注同性恋者的权利时，另一个与同性恋者紧密相关的群体也开始呈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同妻”（男同性恋的妻子）。同妻不仅面临着配偶权和健康权被损害的现实，而且还面临着立法空白和司法救济的缺失。保障同妻的权利，首先应该是完善立法和司法救济；其次是呼吁更多的社会力量对这一群体提供帮助和支持；当然，解决同妻问题最为根本的措施在于推动社会对同性恋者的宽容，尊重同性恋者的婚姻自主权。从这个意义上讲，“同妻”的维权之路漫长而艰难。 　　关键词：同妻；同性恋者；婚姻；权利保护 　　中图分类号：D9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4?0081?06 　　伴随着中国同性恋者身份意识的日益强化，国内关于同性恋的研究逐步兴起。与此同时，另一个与同性恋者紧密相关的群体也开始呈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她们就是男同性恋者的妻子――“同妻”①。据张北川教授估计，目前国内的“同妻”人数在1600万左右，并且有80%～90%的男同性恋者正在打算结婚或已经结婚。[1?4]前不久，“同妻”四川大学女教师罗洪玲的跳楼自杀事件更是激发了国内媒体对同妻这一群体的关注。[5， 6]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同妻”的权益问题至今没有进入学术视野中，本文拟就此进行探讨。 　　一、“同妻”现象的发生与受瞩 　　“同妻”现象出现的直接原因是男同性恋者走入了异性婚姻。同性恋者走入异性婚姻是历史的常态，然而，同妻现象之所以在古代不存在，现在成为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同性恋”群体身份的建构。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社会转型带来了人员的流动，整个社会风气由保守向自由转变，高等教育的普及等等所有与美国同性恋解放运动兴起时相似的社会环境促使最先接受教育的同性恋者较早地形成身份认同并形成了同性恋群体。[7]但是，传统文化和主流社会对同性恋群体并不认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孝道，传宗接代成为了婚姻的主要责任，结婚生育成为了男同性恋者必须承担的义务。面对来自于主流社会的压力，导致适龄的同性恋者违背自身性取向进入异性婚姻。在社会主流文化对同性恋还不能完全理解认同的时候，同性恋者走入异性婚姻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异性婚姻不仅给予他们家庭的安定，更给予他们社会认同感。当同性恋者对未来感到不确定时，他们往往就会寄希望于传统婚姻，寻找一种稳定性和安全感。[8] 　　“同妻”现象在当前引起人们关注，是与妇女地位的上升与权利意识的觉醒分不开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婚姻的功能总体上服务于生育和抚养。婚姻当事人的自身幸福和快乐一般退而求其次。这种由生殖繁衍目的所决定的婚姻观念将妇女置于男子的从属地位。在传统中国，女性并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婚姻成为了她们谋生以及获得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女性在延续几千年的以男子为中心的父权社会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但是到了近现代，现代工业化进程创造了大量的工作岗位，使女性就业率增加，这一巨大变革对于改变女性地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改革开放以后，妇女工作职业的保障以及思想、政治、文化素质、社会地位的逐渐提高，进一步改变了女性在家庭中对男性的依附地位。妇女在婚姻中的自由度和家庭角色的自主性逐步增强，她们对离婚后果的担忧逐渐减少，对不和谐的婚姻关系的容忍度和承受力逐步降低，婚姻当事人的个人幸福与快乐成为了婚姻的首要动机。不少同妻经过权衡利弊，意识到维持同床异梦的婚姻将使自己丧失平等权利及独立人格时，她们宁愿承受压力，也要摆脱这不幸婚姻的束缚。同妻的说“不”，表明了女性家庭角色自主意识的新觉醒。 　　二、“同妻”的生存现状与权利救济的 　　缺失 　　（一） 同妻权利受损的现实 　　男同性恋者走入异性婚姻，他们把家庭和妻子当成了社会舆论的挡箭牌，从而催生了“同妻”这一特殊的弱势群体。同妻不仅不能得到性生活上的满足，而且还要遭受丈夫的冷落、漠视和家庭暴力。婚后同性恋者仍然保持着男男性关系，使他们的配偶遭受着婚姻生活中情感和生理上的双重折磨。从法律上说，同性者侵犯了其妻子的配偶权和健康权。 　　配偶权是男女两性依法结合为夫妻后，相互间基于配偶身份所享有的对配偶利益的专属支配权。[9]配偶权是人身权中身份权的一种，也是夫妻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核心内容。②配偶一方权利的落实有赖于另外一方义务的完成。其中，贞操权、同居权和相互协助权构成了配偶权的核心。[10]作为配偶权利的贞操权，是指配偶双方享有的、要求对方忠实于夫妻间性的纯洁，不为婚外性行为、他人亦不得侵犯的请求权。同居权是指配偶双方以夫妻名义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