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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冯友兰之中庸观 　　摘要：中庸是冯友兰哲学自始至终的关注主题。冯友兰之中庸观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以普遍人生之现实欲望作为理论起点，二是其理性主义态度。人生欲望的冲突会引起过与不及，从而偏离中庸之道。过与不及的判别标准或中庸之道的标志却隐藏在变化无常的纷纭世事中，这就需要在人生世事中发挥理性的功用，发现中庸之道。觉解一词是对理性一词的扬弃，觉解不同，人生就呈现出不同的意义和境界。最高的觉解产生最高的人生境界，此即“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天地境界。 　　关键词：冯友兰；中庸；欲望；觉解；天地境界 　　中图分类号：B26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7—0115—05 　　在冯友兰一生各个阶段的学术研究与精神取向中，中庸都有着重要的地位与意义。早在1944年，处于学术巅峰的冯友兰曾借用《中庸》的一句话“极高明而道中庸”，以之为线索说明中国哲学的发展趋势，最终写成一部简明的中国哲学史《新原道——中国哲学之精神》。①1987年10月，92岁高龄的冯友兰又想了一副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他解释此联说：“上联说的是我的学术活动的方向，下联说的是我所希望达到的精神境界。”②翌年2月，冯友兰亲手将此联写出，并张挂于书房之东壁。③此联人谓“东铭”，以与北宋理学大师张载之《西铭》并列。④与古今哲人对中庸汗牛充栋的解读相比，冯友兰解读中庸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不是蹈空地、孤悬地讲，而是从普遍人生之现实欲望讲起，通过理性（觉解）的参与，进而入于抽象高明的精神之境。⑤ 　　冯友兰哲学思想之发展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20世纪20年代的人生哲学时期，二是20世纪40年代的新理学时期。冯友兰对中庸思想的思考始于其人生哲学时期。这个时期的冯友兰还只是把中庸作为一般的方法论来看待，对中庸的内在思想还没有更为深入的考察。对中庸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考察是在新理学时期，其中最为集中的研究是1940年的《新世训（生活方法新论）》。此书共有十篇，其中第四篇《道中庸》（1939年12月）与第七篇《致中和》（1940年1月）都是在讲中庸。 　　在《新世训》中，冯友兰之所以要用这么大的篇幅来考察中庸，一来是因为中庸对中国文化与人生哲学之重要性，二来是因为很多人“未了解所谓中庸的本义”，甚至对中庸存在诸多误解。从“中”来说，人们常将中庸之“中”要么误解为做事不彻底，要么误解为模棱两可。从“庸”来说，人们常将中庸之“庸”要么误解为庸碌，要么误解为庸俗。冯友兰认为，做事不彻底、遇事模棱两可、庸碌无能、俗而不堪的人“不但不是儒家的理想人物，而且是儒家所最痛恨底人物。这种人正是儒家所谓乡原”⑥。这些误解中所谓之中庸肯定不是儒家中庸之本义。 　　那么儒家中庸之本义是什么呢？冯友兰说： 　　“‘中’的真正涵义是既不太过，又不不及”⑦，“‘中’是无过不及，即是恰好或恰到好处的意思。有过或不及，都不是恰到好处”⑧。“中”不但没有做事不彻底、遇事模棱两可的意思，反而意味着只有把事做到极致，才能谓之“中”，才能谓之恰到好处。关于“庸”之本义，冯友兰采用了宋儒的解释。二程曾说：“不易之谓庸……庸者天下之定理。”⑨不易即平常，于是冯友兰据之认为“《中庸》的‘庸’字，意思是普通或平常”⑩。定理即规律，于是冯友兰据之认为“就其为公律说，所以谓之不易，所以谓之定理”B11。就庸的这两层意思来看，中庸之庸也都没有庸碌、庸俗的意思。 　　“中”与“庸”合起来说就是在日用平常之事中必有一无过不及、恰到好处的办法。冯友兰认为，此亦即中庸之本义。 　　一 　　中庸是日用平常之事中的无过不及。关于这一界说，尚有两个问题：第一，日用平常之事很多，讨论中庸应从什么样的平常之事开始呢？或者说，冯友兰考察中庸的起点是什么呢？第二，过与不及都不是中庸，那么判别过与不及的标准或中庸的标志是什么呢？ 　　《中庸》是讨论中庸思想最集中的文献。关于《中庸》，中国历来有一批哲学家将其视为建构儒家形上学的代表著作，亦即强调《中庸》之“极高明”的一面。在人性论上，这些哲学家往往属于乐观浪漫一派的性善论者。这种论调对于高扬人性之阳刚向上精神来说，有其积极性。但如果一味强调中庸思想“极高明”的一面，势必压制其“道中庸”的一面，从而暴露出其在现实上的盲点。冯友兰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会说：“我觉得近来国内浪漫派的空气太盛了，一般人把人性看得太善了……我以为也有他的偏见及危险。”B12为了避免这种偏见与危险，必定要重视人性中更基本、更平常的一面，这就是普遍人生之基本欲望。 　　根据一般的人生经验可知，“凡人皆有欲”B13，欲望是普遍人生中最日用平常的现象。这种普遍的现象，冯友兰称之为“心的现象”：“人之欲是心理的现象，其存在是人人所公认的事实。”B14或者说：人生而必有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