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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性行动与制度实施 　　[摘要]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以政府财政信息为指向的公民中请信息公开行动引起了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这些以公民名义提起的象征性行动主要目的是检验《条例》及其规则的效力，向政府及其官员施加信息公开的压力。象征性行动表明了实现信息公开的实质性目标的障碍，体现了公民的行动策略及多元目标诉求，也具有权利表达、厘定政府责任并重构公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多重意义。在申请信息公开的过程中，公民成为《条例》的实施者，具有推动信息公开的良好激励，而且公民申请实践也推动了制度的变迁。 　　[关键词]公民申请；象征性行动；财政信息；信息公开；制度实施 　　2008年5月1日以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下文简称为《条例》）的正式实施，我国政府的信息公开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从数量上看，各级政府主动或受申请公开的信息数量每年动辄数十万上百万条，比如，广州市2009年累计主动公开政府信息54.4万条，受理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超过110万件，其中99%的公开申请得以如愿。从内容上看，信息公开涉及了政府管理的各个领域。而从公民参与来看，公民申请信息公开的活动很多，其确切数量无法一一统计，一些公民，如严义明、王清、杨慧文、吴君亮、任星辉、蒋洪等人，积极主动地向各级各地政府提出申请，要求依法公开政府财政方面的信息，得到了新闻媒体的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些“公民行动”是公民自下而上地实施《条例》的行为，也是对《条例》及其规则进行的公开检验。 　　《条例》的制定和颁布，提供了信息公开的制度依据，但是如何去落实《条例》的规则和要求，则是一个更为紧迫而重要的问题。而当前的问题是：在透明政府的理念与信息不公开的现实之间的张力中，为什么一些公民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关于政府财政问题的信息申请？这些公民申请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社会行动？它们对于《条例》的实施具有什么意义？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本文将以新闻媒体报道的公民申请政府财政信息公开的事件为考察对象，将其界定为是一种具有多元目标的象征性行动，进而分析这些行动的逻辑和结构，并探讨它们对信息公开制度的实施具有什么样的影响。 　　一、公民申请政府财政信息公开的象征性行动 　　通过网络检索，笔者对2008年5月1日《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新闻媒体报道过的、产生一定社会反响的公民申请事件进行了不完全统计，笔者得出申请者具有如下特点：申请者既有个人，也有团队或社会组织（如南方周末）；他们大多来自于北京、上海、深圳等经济较发达地区，主要的身份是律师和学者；申请的政府部门主要是中央政府下属的各部委和地方省市级政府或其职能部门。除此之外，这些申请都有一个最重要的共同点，即申请者申请的财政预算、行政支出、投资计划、行政收费、小金库和三公消费等信息，都是属于政府财政问题的信息，也就是俗称的政府“钱袋子”方面的信息。由此可见，在近年来得到新闻媒体报道的20余例公民申请事件中，涉及财政信息的占了绝大部分。 　　富有戏剧性的是，在上述公民申请事件中，申请者并非不知道获得政府财政信息是非常艰难的，比如杨慧文就知道没有一个单位会自曝有“小金库”，但他仍然提出了申请；很多申请者都是连续多次提出申请的，比如吴君亮团队曾向一个部门连续发出过9次申请；也有为此而提起诉讼的，如湘潭大学5名博士、李洪华等提出的诉讼等。此外，申请者与所申请的信息之间并没直接的或显著的利益关系。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申请者才被人们称为是“公益行动者”或“示范者”。那么，为什么这些申请者要提出与自己没有什么直接利益关系的申请，而且申请的是显然难于得到的政府财政方面的信息？他们究竟是在干什么？他们的行动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动？ 　　这个问题的答案正如一些申请者所说的，他们是在做一场“实验”。比如：向南阳市181个部门提出申请的王清的“真实想法是进行一次实验”。任星辉“堂吉诃德”式的申请行动，“只是要做一个实验，一个有关承诺与践约的实验。通过这个实验，他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人们本来就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权利，又如何去获取这些权利。”杨慧文则认为，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淬炼规则，让规则神圣化。吴君亮及其团队长期进行财政预算信息的申请，是为了要推动预算体制的透明化。蒋洪等学者申请的目的也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信息，而是要进行学术上的“试验”，对政府信息公开的状况进行科学的评价。 　　对于上述公民申请，本文将其定义为是象征性行动。根据社会学家布迪厄的观点，象征是由相互关系网络所构成的各个组成因素互动的产物。任何象征都是一方面意指某物，另一方面又代替他物。象征性既表达了行动所直接意指的，也表达了直接意指背后的可能性意义网络。这不仅是指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且还意味着社会实践的运作性的动态和趋势。就此而言，公民申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