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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传统的公德精神 　　（摘要]自梁启超以来，“中国人缺公德”之说几成定论，但很多人忽略了梁氏当年提出公德问题的时代背景与写作意图，更没有看到梁启超关于公德、私德关系的辩证观点，而将公德、私德误读成两种完全无关的德。粱氏关于公德、私德说的要义在于“公私兼善”，以及“伦理之德”与“德性之德”的统一，这是讨论中国传统公德精神的基本前提。就中国传统的公德理念而言，“公私兼善”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内圣外王”即以内化的德性和涵养作为安身立命、成就事业的基础。中西方的公德理念并不完全相同，西方公德与私德分离的模式并不值得中国亦步亦趋地效法。在全球呼唤美德伦理回归的今天，中国应该在借鉴西方责任伦理、制度伦理的同时，充满自信地吸取中国传统的“公德精神”，重塑中华民族“以德立国”的美好形象。 　　[关键词]中国 公德 公私兼善 梁启超 　　[中图分类号]B8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6-0034-05 　　早在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就提出了“中国人缺公德”的著名论断，在学术界影响很大。有人发挥说，中国人不是不讲德，而是“先私德后公德”。有人甚至调侃说，中国人既不讲公德，也不讲私德，只有熟人之间，才讲点道德。堂堂的中华“礼仪之邦”竟沦落成了“缺德之国”！当然，调侃毕竟无济于事，这个问题还得从梁启超当年的话头说起。 　　一、梁启超提出“公德”说的背景与意图 　　梁启超是中国历史上提出“公德”说的第一人。在《论公德》一文中，梁启超开宗明义地指出：“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接着，梁启超对公德与私德作了一明确的界说。其文日：“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无私德则不能立，合无量数卑污虚伪残忍愚懦之人，无以为国也；无公德则不能团，虽有无量数束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吾国民之木铎，而道德所从出者也。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结合全篇，梁启超所说的“私德”即是“独善其身”和“束身寡过主义”，“公德”即是“相善其群”与“利群主义”。在他看来，中国的道德文化虽然起源很早，也很发达，但私德占了九成的比例，而公德不及其一。梁启超对中西方伦理的差异作了一综合比较：中国将人际关系分成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伦，而西方则仅有家族、社会、国家三伦；中国的伦理只关乎“私人对私人”，西方的伦理却关乎“私人对团体”。中国唯有家族伦理稍为完整，而社会、国家伦理欠缺。中国的私人修养不可谓不高尚，然仅以“独善其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为能事，不思群体国家之责任义务。西方的公德发达，而公德的优势在于利群，此西方诸国强盛之因；中国的私德发达，却无益于群，此中国政治衰败之由。梁启超的结论是，中国要强大，必须发明善群利国的新道德。 　　不可否认，梁启超站在中西比较的立场，揭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之不足，发人之所未发，颇具智慧与洞见，亦予国人以警醒和启迪。在民国前后，讨论公德、私德之关系者，远不止梁启超一人，前有严复，后有梁漱溟、鲁迅、陈独秀诸大家，但均未有梁氏之系统与深度。正因为此，凡关于中国传统的公德、私德问题的讨论，无人能绕过梁启超。 　　然而，很多人忽略了梁启超当年提出公德、私德问题的时代背景和写作意图。梁启超写这篇文章是在上个世纪初（1902年），正值中国遭受列强欺凌、政治衰败不堪之际，许多知识分子对中国固有的文化、制度失去了信心，梁启超的“道德革命”主张实与随之而来的“新文化运动”一脉相承。其实，仔细分析梁启超的《论公德》一文，其主旨与其说是严格划分私德与公德的之界线，不如说是在批评时人，特别是某些政府官员对国家大事的麻木冷漠。正如梁氏在文中所云，公德与私德“本并行不悖”，并不存在谁优谁劣，而是得“公私兼善”的“全体”才最为理想。梁氏所痛恨者，是中国那些“曲士贱儒”在国难当头仍奉行“独善其身”、“束身寡过”的“末流”之弊；这帮人以“清、慎、勤”相标榜，却少有“视国事如己事者”，他们享受了国家给予的好处，却不知“公利公益”为何物！中国正是由于“束身寡过之善士太多，享权利而不尽义务”，才日见衰败。 　　二、梁氏对公、私二德关系的看法 　　一些学者在研究梁启超的公德、私德说的时候，发现其思想系统中存在着明显的“内在矛盾”：既提倡公德，又赞赏私德。殊不知，梁启超本来就不偏向哪一种德，更没有轻视中国固有的道德传统。为了避免误解，梁启超在发表《论公德》的次年，又写出《论私德》，这两篇相互补充的文章，完整地表达了粱氏关于公德、私德关系的看法，体现了梁启超对于中西道德的折中态度。 　　《论私德》开篇即云：“私德与公德，非对待之名词，而相属之名词也。”私德与公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