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文化建设之“文以载道”视野探微.docVIP

道德文化建设之“文以载道”视野探微 　　[摘要]“文以载道”因其力行文学与道德的逻辑统一而成为道德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和普遍方法，曾展现多方面的历史意义，并提出当代话题。理解和把握“文以载道”的道德文化建设功能，需要伦理学进行与时俱进的创新。 　　[关键词]道德文化建设“文以载道”伦理学创新 　　[中图分类号]B82-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1-0016-04 　　如果说哲学给人以智慧（真），伦理学给人以良知（善），文学给人以情趣（美），那么人类追求文明进步之旅就是不断追求智慧、情怀与良知相统一的过程。中华民族在这种文明之旅中最为看重的是良知（善）与美（情趣）的统一，由此而形成了“文以载道”的道德文化建设传统。今天，探讨这一传统的历史意义并观照当代中国的“文以载道”话题，有助于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和伦理学研究。 　　一、“文以载道”之“文”与“道” 　　“文以载道”的“文”大体上有文论和文学两种。文论以论述的逻辑演绎“载道”，文学以描述的形象演示“载道”。文学之“文”究竟应当包含哪些样式，文学界的看法并不一致。本文涉论的文学主要是指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以及现代影视作品。 　　“文以载道”的“道”不是如同老子说的“道可道，非常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亦即不是外在于人的神秘力量，而是俗世社会的道德观念和行动准则，如同孔子说的“志于道，据于德”的“道”，荀子说的“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的“道”，等等。就是说，“文以载道”的“道”属于伦理学范畴，是儒家伦理学说主张的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 　　中国文学很早就注意“文”与“道”的逻辑关系，重视“文”之“载道”的意义。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文章是道的表现，道是文章的本源；古代圣人创作文章来表现道，用以治理国家，进行教化；圣人制作的各种经不但是后世各体文章的渊源，而且为文学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梳理了标准。”钟嵘在《诗品》中也发表过类似的看法，他认为“诗歌内容只有表现了人们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所激发的思想感情，才能够产生‘可群可怨’的艺术感染力量”。 　　学界一般认为，“文以载道”是宋代理学创始人周敦颐在《通书·文辞》中正式提出来的，在此之前，韩愈已提出“文以明道”和“文以贯道”的学说主张，广涉文学与道德的关系。由于周敦颐的思想体系和倾向比较复杂，其“道”并非如同韩愈那样专指封建社会的主流伦理文化——儒学道德体系，所以学界凡涉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多采用周敦颐的“文以载道”语型而采信韩愈的“文以明道”内涵。 　　魏晋之前，中国人尚没有清晰的文学观念，魏晋以后经过所谓“文学自觉时代”，文学开始觉醒，并一度繁荣，但其间又滋长了唯美主义的形式主义文风。韩愈提出“文以明道”就是为了批判这种“叛道”的不良倾向，力图恢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主张的“文”与“道”的关系，把“文”与“道”关联起来。韩愈的本意是从文学建设与发展的角度言说“文以载道”的。他认为，“文”是“载道”的手段，“文”的优劣受制于能否“明道”及“明道”的程度，这样“文以载道”就必然使“文”在其间得到发展。这是合乎文学建设与发展规律的，“文”之所以能够成为“学”，一个重要的内在根据就是其“载道”。 　　一言以蔽之，“文以载道”的道德文化建设功能在于建构了“文”与“道”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生态模型。一方面，赋予文学以伦理与道德的灵魂和价值核心，充盈和提升了文学之于社会与人生的功能；另一方面，赋予社会道德以形象美感和人格魅力，从而铺垫了道德文化建设的文学艺术之途。 　　二、“文以载道”之道德文化建设的历史意义 　　回溯历史可以看出，“文以载道”是道德文化建设的基本途径和普遍方法，对道德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传承和普及曾发挥过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其一，开启和显现了伦理思想和道德价值生成之先河。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的初始阶段，文史哲思想多是通过浑然一体的文本来表达的，并没有严格的界限。那时，关涉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的文化形式也并非为伦理文本，而多是文学作品。这在西方可以追溯到《荷马史诗》，在中国可以追溯到第一部诗歌总汇——周代诗歌集《诗经》及此后的《楚辞》、《山海经》（学界一般认为后两书成于战国时期，晚《诗经》一个历史时代）。这种历史文化现象是合乎逻辑的。不难推理，伦理与道德起源于人类“创造自身”的劳动过程——“人”在劳动中创造自身与创造自身必需的伦理和道德本是同一过程。在远古的渔猎“劳动”中，经验告诉“人”们，彼此之间需要“心心相印”、“同心同德”的配合，以获得行动一致的伦理意义上的“思想关系”（马克思、列宁语），哪怕这种关系极为简单粗俗，也是必需的。于是，在一些情况下有的“人”会偶然发出诸如“唉吆”、“邪许”之类后来被称为“道德意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