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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增加天津农民财产性收入实现机制的探索 　　【摘要】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但在现行体制下，农民无法通过财产的流转、抵押、入股、融资来增加家庭的财产性收入。如何发挥制度创新优势，进一步赋予农民完整的产权是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可行性路径。本文以天津为例，在分析了制约农民财产性收入原因的基础上，总结天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制度创新实践，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财产性收入 集体产权 农地流转 抵押 　　维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是中央一贯的方针政策，从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村土地制度框架的演变确实是在不断的强化农民对于土地的实际控制，而农民在控制了土地资源后，所获得的收益是在不断增加的。首先是从80年代的一号文件，再到199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决议以及最近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先是十五年不变，随后是三十年不变，提出生不增死不减，然后到2008年提出的稳定现有的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的完善是一步步推进的。 　　一、制约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原因分析 　　在城乡二元的体制下，随着城市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当城镇居民开始享受较多的财产性收入时，农村居民却面临着一系列制度性障碍，难以享受更多的土地财产性收入。集体所有权能残缺和农民土地财产权缺失，致使农民土地财产权不断遭到来自各种势力的剥夺和侵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亟待制度创新。 　　（一）集体经济产权制度。 　　依照我国法律，集体非农建设用地必须首先通过征收或征用，变为国有土地后方能进入土地市场。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政府征用农村集体土地，会向农民支付征用土地的补偿费用。但是与土地增值总额相比，农民得到的收入和补偿却微不足道。但在农民宅基地的单独流转受到禁止，就连农民具有产权的房屋移转也会遭遇法律、政策障碍。 　　农村集体资产是发展农村经济和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物质基础，对农民实现集体收益分配权，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具有重要影响。但就实际情况来看，我国集体经济基础还相当薄弱。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不仅担负着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建设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的责任，还承担着为农村基层提供公共服务、负担部分公共事务管理经费的责任，因此我国农村村级债务负担普遍沉重。再加之农民享有的集体收益分配权也没有落实到位，导致农民从集体经济组织获得的可分配收益数量较少，对农民收入的贡献也较小。 　　（二）金融制度。 　　目前，我国的农村和农业发展面临着资金不足的瓶颈，对农村的金融支持不足，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抵押物不够。但是，根据我国《物权法》和《担保法》的规定承包地和宅基地不得用于抵押。原因之一，就是承包地和宅基地来源于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如果用于抵押，那么集体经济的成员权是否还存在呢？原因之二，如果农民经营失败，是否可以将抵押物处置给非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是否全社会都可以交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免费财产？因此，对于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抵押问题还不仅仅是农村金融的问题，还涉及到农村的基层治理，在没有相关的配套措施的保障下，农地的抵押市场是不能放开的。因此，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是实现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重要途径。 　　（三）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农村保障制度的缺陷导致农民无力抵御各种风险，进而抑制了农民的投资选择。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覆盖城市居民，而农村居民社会保障范围小、标准低，资金严重不足，还缺乏相关法律保障。由于农民本身收入水平低下，在不能充分得到社会保障的情况下，无力抵御各种风险。因此农民不得不把有限的资金做为教育、医疗、养老等准备金而存入银行，从而限制了农民的投资选择。因此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状况下，当居民未来支出预期不确定时，必然会增加预防性储蓄，以备不时之需。这就决定了农民会倍加珍惜所拥有的财产，不敢轻易选择风险较大、成本较高的投资项目，致使投资回报率不高，财产性收入回报也就不高。 　　二、天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制度创新实践 　　在天津市促进城乡一体化“三改一化”创新实践的基础上，总结破除城乡二元壁垒、加快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的经验，本文将探索如何真正从体制上解决多年来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多渠道拓宽农民财产性收益来源，使农民分享更多的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成果。 　　（一）确定了集体经济组织改制后的组织形式。 　　根据对全国各地的集体经济组织股份制改革调查看，绝大多数地区改制后的组织形式为股份经济合作社。依照现行《民法通则》中界定的四类法人，即企业法人、社团法人、自然法人和事业法人来注册登记，股份经济合作社很难归类。各地改制成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只是客观上承担着法人的角色，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法人地位。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任何经济组织如果没有明确的法人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