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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检察改革回顾 　　中国检察制度自1949年创建至今走过了60余年的发展历程，期间改革相生相伴，构成了制度发展的重要路径依赖。检察制度与检察改革的发展同时也是中国法治实践进程的真实展现。历史孕育着未来，检察改革的历史发展是中国检察制度内生演化的实践展开。本文侧重刑事检察领域对检察改革进行宏观回顾，通过界定检察改革，总结改革的实践样态、背景推动、发展阶段与成果，对中国法治建设的经验价值等，试图展现检察改革的实践发展逻辑和发展场景，检视检察改革研究与发展，为推动中国特色检察制度的创新发展奠定研究基础。 　　一、检察改革的界定 　　什么是检察改革？早在10年前关于司法改革的讨论中曾经提及这一“改革观”问题。[1]近十几年来，司法改革得到了全面发展，什么是改革的追问似乎不再突出。然而，当我们继往开来、面对新一轮改革之际，什么是改革，如何看待改革，这样的原初问题显得依然重要。回顾历史可以看到，相对于理论界定，实践发展对改革本身做了更全面生动的诠释。对其历史样态进行抽象和描述，是对改革进行整合研究的前提，也是从生成的角度进行制度研究的重要基础。 　　（一）检察改革是制度内生发展的实践场景 　　什么是检察改革，这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检察改革的范围。是涉及检察的改革还是检察机关推行的改革？前者认为涉及检察制度与实践的改革都是检察改革，不仅指改革实践还包括相关立法修改，可以说是广义的检察改革概念；后者则将“检察”视为改革主体而认为检察改革仅限于检察机关发动的改革。本文认同第一种理解，认为这种广义概念涵盖实践与相关立法，有助于统揽分析改革的历史与贡献。按此，涉及检察的改革不论改革的发动主体是谁都是检察改革，地方检察机关自己推行而没有被中央司法改革之顶层设计规划吸纳的、游离在主流改革话语之外的改革创新，也在其中。为讨论方便起见，这种概念使用暂不涉及合法性条件的判断。这一定义涉及的另一问题是制度生成以及改革的价值分析。即从制度生成角度看，检察改革是制度创新发展的路径和动态过程展现，这个过程是多元素的互动集合过程。 　　（二）检察改革是检察制度创新发展的手段和过程 　　这是检察改革的功能定义。这要提及两点，一是概念区分。改革与制度发展在现实层面有重合，特别是当我们持广义改革观，即认为改革是包括立法修改在内的涉及检察的改革的时候。为揭示改革的贡献以及制度发展过程，需要侧重将改革作过程性观察，因此其有别于抽象意义和结果意义上的制度发展，是手段和过程。二是功能界定。中国检察制度创建本身是典型的国家制度创新成果。由于制度创建在当时呈现框架性和相当的制度移植特征，缺乏具体制度的支撑，缺乏实践经验的积累，决定了当时以至今日检察制度发展的探索性以及改革的同步性。60年中国检察制度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是检察改革的历程。检察改革承载着制度定型化建构与发展运行的使命，这是60年检察改革的基本动力和内在发展逻辑，也是其核心价值所在。中央两轮集中推动司法改革以来，检察改革完成了司法改革规划任务，奠定了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实践基础，并通过立法修改实现了以诉讼监督为重心的法律监督职能的巩固与强化，而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创新发展的集中体现。 　　（三）检察改革的内容涉及制度创新、体制改革和工作机制创新 　　首先要区分改革、创新、改良等词语。改革，是把事物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如改革管理体制等。创新，是抛开旧的，制造新的，或者指创造性。改良，则指去掉事物的个别缺点，使其更适合要求，以及改善的意思。可见，改革与改良语义上相近，只是应用领域和改变程度上有所不同，前者通常用在制度和机制等社会制度方面，后者则多强调技术性问题或者总体效果上的评判。改革与创新的差别在于改革强调改造，创新强调抛开旧的和强调创造性。由此，改革（含改良）与创新是相连也相对的概念。笼统地讲，制度创新可以是改革的前提和基础，改革通常可以包含局部的制度创新。从该角度看，新中国检察制度的创建是典型的国家制度建设意义上的制度创新，是宏观检察改革的开端、前提和基础。后续的一系列改良和发展包括体制改革和工作机制创新等可用检察改革统称之。[2] 　　再来观察改革的内容。以建国初期为例，这是检察改革十分频繁和活跃的时期，其中较为全面地展现了检察改革的基本样态和内容：一是制度创新。1949年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了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体制和在国家体系中的地位。1949年12月20日颁布试行的《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作为新中国第一部有关检察制度的单行法规，较为全面地规定了包括检察机关的职权、领导体制、内部领导制度、内部机构设置以及检察权行使与其他有关机关的关系等我国检察制度的基本内容，标志着社会主义中国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