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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 　　摘 要：两宋时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流民问题，统治者采取了预防、救济和安置等手段对流民进行社会控制，有效缓解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为巩固宋政权起了重要作用，也为后世解决流民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宋代；流民问题；社会控制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3-0219-03 　　一、宋代流民问题的形成 　　首先，在宋朝统治中国的487年期间，共遭受各种灾害总计874次，其中水灾193次，旱灾183次，雹灾101次，风灾93次，蝗灾90次，歉饥87次，地震77次，疫灾23次，霜雪之灾18次[1]。由于自然灾害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的多层次性，给广大农民的生存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同时，自唐代安史之乱爆发以来，中原地区一直处于割据混战的状态，成为征战厮杀的主战场，尤其是北宋末年的金兵南下，对中原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自中原遭胡虏之祸，民人死于兵革水火疾饥坠压寒暑力役者，盖不可胜计”[2] 　　。在自然灾害和战争的驱使下，广大人民为了求生，不得不转徙流离，纷纷南下逃生，形成浩浩荡荡的流民潮，这是导致宋代流民问题出现的直接因素。 　　其次，宋朝自立国之初，就确立了“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大土地所有制是宋朝土地制度的基本特征，从北宋中期开始，全国一共出现了三次巨大的土地兼并的浪潮。第一个浪潮出现在宋真宗和宋仁宗统治期间，这一时期，登记在国家版籍上的田地，从宋真宗时的524万顷锐减到宋仁宗时的228万顷，减少了将近一半，大量的土地为地主阶级所兼并；第二个浪潮出现在宋徽宗统治时期，土地兼并也十分激烈，大量的土地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如朱?死后籍没的田产达30多万亩，蔡京的土地到南宋建炎之际尚未卖完；第三个浪潮出现在南宋初年，这一时期，官僚士大夫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占有大量的田庄。如南宋武将张俊的田庄共有十五个，分布在江东两浙等生产最发达的地区[3]（卷237，绍兴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戊辰纪事）。大部分土地被官僚、豪绅、大地主占有，大批农民破产成为流浪者。不仅土地兼并十分激烈，人口增加速度也十分惊人。从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到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共130年，人口从近3 710万人增加到11 275万人[4] 　　，增加了几乎3倍。而且，南方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北方，从北宋初太平兴国元年（976―984年）到北宋后期元丰三年（1080年）期间的户数平均年增长率，南方为10.24%，北方为8.08%，南方在全国户数中所占比重由60.9%上升至65.8%，而北方则由39.1%，下降至34.2%[5] 。由于土地的大量兼并和人口激增，人地矛盾十分突出，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贫困农民，不得不举家迁徙，成为衣食无着的流民。如皇祜二年（1050年），“蜀民岁增，旷土尽缺，下户才有田三五十亩或五七亩，而赡一家数十口，一不熟即转死沟壑，诚可矜恻。”[6]（卷168，皇?二年六月）这是流民问题形成的内在动力。 　　再次，官府、封建地主、高利贷者、商人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使广大农民赋役繁重，生活极端困苦，挣扎在死亡线上。宋代的税目繁多，除“两税”之外，还有“支移”、“折变”、“丁口之赋”、“杂变之赋”、“和买绢帛”、“和籴粮食”等等。由于赋役苛重，一般地主和形势户通过“诡名子户”、“诡名寂产”、“诡名挟田”等手段，把自己的赋役转嫁到广大贫苦农民头上。有些地方，一旦税户逃走，官府将其名下赋税分摊于未逃人户的名下，往往使得大量贫民倾家荡产，被迫逃亡。南宋后期的社仓连保借贷，本为救民，但事久弊生，其害尤甚。一户逃亡，其他人户由于难以还上连保之借贷，故往往随即逃移。黄震曾就此指出：“其法以十户为甲，一户逃亡，九户陪备，逃者愈众，陪者愈苦。”[7]（卷86，抚州金溪李氏社仓记）残酷的封建剥削是流民问题出现的社会原因。 　　按社会学范畴，流民问题属于社会越轨现象的一种。所谓社会越轨，是指社会团体或个体偏离或违反现行社会规范的行为，它取决于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社会制度是造成越轨行为的产生的决定性因素[8]。大量的流民长期聚集而得不到有效解决和安置，常常会引发诸多的社会问题，往往发生激烈社会冲突，这种现象在两宋时期一直没有停止过，从北宋时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到南宋时期的钟相、杨幺起义，都对当时的社会和政局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尽管这些起义的主体是农民，但由于正史对这些事件和下层人民的记载甚少，从当时起义的背景看，这些起义中肯定有不少流徙不定、啸聚山林的流民。 　　这一时期，对当时政局影响最大的是南宋初年出现在南方地区的北方流民武装集团，据统计，南宋初期，活动在大江南北的流民武装集团为数甚多，各集团少者几千人，大者数万乃至上十万，总人数不下六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