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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港移民：户籍裂痕VS法制管理 　　香港历来以讲粤语的华人为主体，对少数族裔的管理和权益保护日趋规范化、法制化。相比之下，上海同样有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平等混居的传统，只是在人口导入大潮中，户籍裂痕日益凸显破坏性。 　　策划/主持：《沪港经济》执行总编唐晔 　　嘉宾 　　李杨：学者，上海资深财经评论员，供职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以下简称（L） 　　卫裕峰：香港理财专家。以下简称（W） 　　上海：三次人口聚合潮 　　“海纳百川”是上海聚合“经济移民”的历史写照。基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次浪潮，将上海的人口数推向100万、500万、1100万乃至近2500万等一个个高峰。就业机会与教科文卫资源的配置，成为引导城市人口聚合的无形之手。 　　从租地划界到 　　“华洋杂处” 　　上海最早一波的人口聚合始于何时？ 　　L ：从上海的城市发展和人口聚集历史而言，“海纳百川”并非空话。从1843年开埠，官方一厢情愿的“华洋分居”无法阻止租界扩容，逐步发展到“华洋杂处”，各种“准户籍限制”被一一突破。结果，随着贸易、交通、金融、制造业的发展，外来人口大批迁入，上海成为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房地产业的发祥地。 　　人口聚合的大潮中，战乱导致了阶段性的起伏。1870年代世界经济复苏之后，租界内外的常住人口稳步增加。 　　战乱频仍之中，上海成了外来移民的容身之所。二战期间，位于苏州河北岸的虹口区公共租界，成为数万犹太人的“庇护伞”。在已公布的上海中心城区12处历史文化风貌区中，收容犹太难民的上海提篮桥地区，以及上世纪日侨、俄侨聚集的“山阴路、多伦路”地块，均在保护之列。 　　早期上海的人口聚合有何意义和价值？ 　　L ：至1949年，上海已经走过了从江海渔村到远东巨埠的完整历程。这段历史塑造了上海城市精神中的建设性基因：开明而不封闭，尊重商业逻辑而不一味崇尚权力，平等对待移民。具体而言，上海主要吸引的是各层次的经济移民。 　　过去有人说老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这其实是褒义词，称赞城市富有生机和活力。上海对来自各国和各方的移民，尤其是对江浙的乡绅群体，均有相当的适应性和支持能力，说明上海确实拥有安全体面的生活环境，适宜多元化背景的人群共处。 　　建国后：官吏百工 　　相对平等分布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口聚合还存在吗？ 　　L ：建国之初，上海人口约500万，之后迎来了新一轮的人口聚集。通过公私合营和高额房产税，拥有多套住宅及商用物业的业主，大多将非自住房子上交给房管所，自住的房子也纷纷让出一半提供给强势部门的干群家庭以换取保护。这个阶段的人口流动与聚合，有鲜明的“分田分地”色彩，不少源自北方的人口顺势进入上海，形成了新一轮的通婚与融合。 　　到1978年，上海的户籍人口约 1100万。 　　在此阶段，上海的人口分布有何特点？ 　　L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公共空间以及社区的规划，不像北京那样的部委扎堆、大院分立的格局。上海的干部与群众，企事业单位，基本上生活在一个世界里――西郊宾馆、康平路周边不远就是民宅。四条马路隔出来的同一个居民区，里边可能有五六个单位的物业、好几个管理公司，这种不排斥多元人群的混合布局，有利于第二波人口聚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改革开放前期上海人群体的基本面貌。 　　第三波分离：多元社区的规划与非规划演变 　　上海当前的外地人口占比如何？ 　　L ：最新统计，上海户籍人员1418.77万人，来沪人员超过1010万人。官方预计来沪人员总量仍将温和上扬。按照5%的年增加率，每年新增来沪人员50万，不到2020年，其总量就将与户籍人口基本持平。考虑到上海户籍人口的基数，这是相当惊人的人口导入规模。 　　上海的外籍人士社区有哪些样板？ 　　L ：到2012年底，上海市常住外国人约17.3万人，同比增加6.7%。上海目前共有境外人员聚居区76个。众所周知的浦西古北、浦东碧云，就是大型的外籍人士聚居区域，都有政府的精细规划和政策引导，不过，区内也有不少本地居民混居。在此类社区，英语、普通话、上海话的使用，并不存在歧视的意味。 　　未经规划而产生的多元社区有何发展方向？ 　　L ：交通便捷、就业机会多、生活成本较低的近郊，是外地来沪人员主要流入区域，闵行、嘉定、奉贤、青浦的外来人员已超过户籍人口，属于人口“倒挂”地区。浦东三林、嘉定江桥，都有外来人口超过本地居民三四倍的村落。 　　比如，紧邻闵行区的松江九亭镇，以聚集大量安徽劳动力而闻名，九亭街上到处都可听到安徽口音。在该区域，本地农户、市区搬迁过来的居民、外地年轻白领家庭与主要租房居住的安徽同乡，构成一个多元社区，对社区管理、公共配套服务提出了挑战。 　　多元社区的发展方向是局部的族群自治，而这个概念在上海还没有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