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芃、朱汉国：历史学习精要7.docVIP

刘芃、朱汉国：历史学习精要 7 七、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政治 本题所揭示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突出的社会政治问题，不仅构成了该时期的重要内容，其影响还一直延续到唐代。 (一)“九品中正”制与士族政治的形成 汉代选官以“乡举里选”为依据，体现的是尊重乡里舆论对某位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但是，舆论评价一旦与仕途沉浮相联系，就容易被某些有权势、有影响的人物或社会集团所控制、所利用。汉末政论家王符等人，对“名实不相符，求贡不相称”(《潜夫论?论荣》) 的选举积弊进行了抨击，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曹操审时度势，提出了“惟才是举”的用人原则，既是出于乱世求贤的需要，也是对汉代“选举失实”的刻意纠正。在汉末军阀混战的冲击之下，乡里组织遭到破坏，士庶大量流动，由乡里对士人的德才加以评估的传统做法已经难以延续，然而在人们的心目中，用人“核之乡间”的传统，仍是具备合理性的。 以上所述的历史背景，正是“九品中正”制应时而生的原因。公元220年，继位魏王不久的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制定和推行“九品中正法”。中正，官名。由各郡从现任朝官的本籍人中推举有知人之明且威望素著者出任。其职责是，对本郡的士人，依据品行才干，逐一划定等级，包括上上、上中……下中、下下共计九品，并将评定结果上报吏部。吏部在任命官员时，原则上应该与中正官核定的“乡品”等级相一致。中正官具备了影响仕途升降的实权，因此又称“九品官人法”。到司马懿执掌魏国大权时，在各州增设大中正。探求“九品中正”的立制初衷，“盖以论人材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宋书?恩幸传》)；而且从中正官必须是现任朝官、只负责对本籍贯士人评定等级的规定来看，实在是大有深意的，这是致力于解决朝廷选官和乡里清议的统一问题，是对汉代选官传统的延续，也是对曹操用人政策的继承。但到魏晋之交，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个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垄断，他们在评定品级时，往往徇情枉法，偏袒士族人物，九品的划分，已经背离了“不计门第”的原则，演变为以“家世”、“阀阅”定高下。此后，整个两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一直是保护士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官僚选拔制度。 士族垄断仕途，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中下层的优秀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从而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九品中正制的这一积弊，在西晋建国之后，就有一批政治家、政论家给以揭露和批判。其中，尤以直谏之臣刘毅所论最为透彻，他所说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几乎是批判九品中正制的经典名言。他上书晋武帝司马炎，力主废除中正之制：“盖中正之设，于损政之道有八。……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损。古今之失，莫大于此!”(《晋书?刘毅传》)此外，卫瑾、司马亮、段灼也曾主张废止九品中正制。但司马炎深知它对于士族利益关涉极重，为了争取官僚士大夫集团的拥戴，他不能贸然行事。 九品中正制的完全废止，迟至隋文帝时期。不久，一种全新的制度——科举制就出现了。 (二)东晋门阀——士族政治的巅峰 在经历了内部自相残杀和胡族的军事进攻之后，西晋政权灭亡了。作为它的继承者，仓促立国于江南的东晋朝廷，无论是政治影响，还是军事实力，都极为有限，不得不借助于自中原南迁的士族(即所谓“侨姓”，他们构成了东晋政权的核心)以及南方士族的联合支持。晋元帝名义上是最高统治者，竟然对人说“寄人国土，心常怀惭”(《世说新语?言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不可能出现强有力的皇权统治。为了维持这种“共治”体制的存在，东晋朝廷必须对士族、特别是他们的代表人物，给以尽可能多的倚重和照顾。以至于使高门士族的首领得以和东晋皇室在实际上分享统治权力，他们控制了最重要的军政实权，把皇帝的权力压缩到有限的范围之内。这是皇权衰微、士族得志的时代。在东晋所出现的门阀统治秩序，标志着士族政治发展到了它的巅峰状态。 对该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吕思勉、陈寅恪、周一良、唐长孺、王仲荦、严耕望、田余庆、毛汉光、朱大渭等著名学者，都有所论列，特别是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更被学界尊为经典之作。 琅邪王氏对晋元帝的拥戴之功无人可及，其盛极一时也无人可以比拟：据说元帝在即位之时，请王导共坐御床，王导固辞乃止；王导长期任相，秉执朝政；王敦以“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的身份，总领兵权，坐镇上游。王导、王敦内外相维，|军国要津尽在掌握之中。故当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谣谚流传。后来，当晋元帝要从王敦手中收回兵权时，跋扈专行的王敦竟然起兵攻破建康，致使元帝忧愤而死。此后王敦公然以武力遥制京城，完全不顾及君臣名分。王敦看到晋明帝不甘心作傀儡皇帝，在重病垂危之时，再一次起兵进逼京城。王敦虽因叛逆而被戮尸，但王导仍然安居相位，琅邪王氏的地位并未受到明显冲击。 这种皇帝和高门士族共掌国政的局面，在东晋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问。王导死后，颖川庾氏(庾亮)、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