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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唐代的开放性格与盛唐气象
唐代的开放性格,既体现在对周边民族的开明政策,也体现在对邻近国家交流的空前扩大;体现在经济和物质上,更体现在思想文化和宗教信仰方面。
隋唐时代的民族融合达到了新的高度,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和新的文化。在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唐朝皇帝不仅能够采取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而且对于新民族的形成具有一种自觉意识。如唐太宗就说,自古贵中华,贱夷狄,而今四海一家的新形势下,就应该是“胡、越一体”,也就是说,大家都是一个融合以后的新民族了。贞观十八年底,当突厥的一部归附唐朝并请求在内地安置时,大臣们都反对,以为将会留下后患,而唐太宗却同意了,并解释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
唐朝的周边民族,尽管与唐朝政权之间也不断有战争,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一直存在。但是,那是政权之间的征服与被征服,而不是种族之间的征服与被征服。被征服的政权尽管是少数民族的政权,但他们并不以唐朝为外族。当贞观四年二月打败突厥,俘颉利可汗以后,西北各族君长诣阙请唐太宗为“天可汗”,就是做以“可汗”称呼其君长的草原民族的共同首领。唐太宗说,“这样,我一方面是唐朝的天子,又下行可汗之事!”从此以后,唐太宗给西北君长的文件都署称“天可汗”。这说明,一旦突厥政权被征服,唐朝取代突厥实施对西北地区的统治,西北少数民族的君长也就能够接受唐朝皇帝做他们的可汗了。贞观二十年,唐朝击败薛延陀,唐太宗亲自到灵州(今宁夏灵武北)招抚草原民族铁勒诸部,并因此修筑了一条横贯回纥以南、突厥以北的“参天可汗道”。
唐朝与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空前扩大了。不仅中国的丝绸、瓷器大量运往亚非各国,造纸术和印刷术等科技发明也传入亚洲各国。唐朝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给新罗、日本等国也带去了巨大的影响。唐朝的商人、僧侣和手工业者前往亚洲各国,亚洲各国的留学生、学问僧、商人和艺术从业人员等也纷纷来到中国。玄奘西行天竺、鉴真东渡日本,都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而新罗、日本、大食(阿拉伯)、波斯、印度等国都有人在唐朝居住,甚至人仕做官,如唐末担任淮南节度判官的新罗人崔致远、开元天宝时期在唐朝廷做到卿监一级高官的日本人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先后担任主管天文历法的司天监的印度人瞿坛撰、波斯人李素等。唐后期,有不少新罗人在唐朝参加科举考试并登第获得功名。唐朝在沿海许多城市都有新罗人的聚居地,称为“新罗坊”,并有专门接待新罗人的旅店,称为“新罗馆”,甚至有的地方设有与新罗人打交道的“勾当新罗所”。日本派遣的遣唐使总共有十几次,两国经济文化交流高潮迭起。唐朝长安、洛阳成为当时的国际大都会,亚洲各国人及其所带来的生活风俗、信仰、文化都深深地影响着唐朝人民的生活。
隋唐新民族的形成,带来了新文化的出现。唐代的文化,无疑不能称之为汉文化或中原文化,而只能是胡汉混合的新文化。从民族精神、思想观念、宗教信仰,到礼仪习俗、文学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的物质器用,唐文化无一不打上了胡汉混合的烙印。而对外交往的开放态势,又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唐文化的多元色彩。
例如,唐代统治者的宗教信仰,始终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大体上说,儒释道都为其所用,而且存在着三教合一的趋势。唐玄宗曾御注《孝经》、《道德经》和《金刚经》三部分别代表儒家、道教和佛教的经典,颁行天下,是对三教合一的提倡。在唐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各种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并存,包括所谓中古“三夷教”——出于东罗马的属于基督教一派的景教、出于波斯的祆教(拜火教)和摩尼教(明教)。唐代民众的信仰世界也是多元的活跃的,信仰的边界模糊不清。
又如,文学艺术方面,隋唐文化的胡汉混合特色更加明显。且不说大量的唐代诗歌吟咏胡风胡俗,当时从宫廷乐舞到民间艺术,都呈现出鲜明的胡汉混合新气象。隋炀帝时定九部乐,其中的《清乐》,即《清商伎》,是号称“华夏正声”的汉代旧典;《礼毕》,即《文康伎》,据说传自东晋太尉庾亮家;西凉、龟兹、康国、疏勒、安国乐来自西域i天竺、高丽乐则来自外国。唐太宗灭高昌后,增《高昌乐》,又以《燕乐》换《礼毕》,为十部乐。在民间,同样有大量的胡人乐舞流行着,而且一直保持着随兴其舞、亦歌亦唱、自娱自乐的艺术品性。而服务于这些乐舞的胡族乐器如羌笛、横笛、琵琶、箜篌、羯鼓等,俨然已经构成为我国民族歌舞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于婚丧礼俗和日常生活中的物质和器用,从服饰、食物、家具到交通工具等各个方面,隋唐时期都是中国传统的一大转型。魏晋以来民族融合所带来的文化融合与文化创新,在隋唐时期结出了硕果。
正是在唐朝开放性格的影响下,整个唐代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呈现出特殊的繁盛景象,或者可以概称之为“盛唐气象”。
盛唐气象原本是文学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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