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芃、朱汉国：历史学习精要8.docVIP

刘芃、朱汉国：历史学习精要 8 八、贞观之治与贞观君臣的治国方略 唐代史臣吴兢在《贞观政要》中对贞观之治的局面有这样一段概述： 首先是新皇帝得人心。尽管唐太宗即位之初“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是既有内忧又有外患，灾荒的严重程度到了一匹绢才得一斗米，但是“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等到贞观三年年成稍有好转，流亡他乡的百姓都纷纷回到家乡，竟无一人逃散。老百姓没有把天灾人祸归怨于最高政权，他们替政府着想，替政府承担着灾害带来的后果。根本原因是百姓对政府有信心，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而这种信任无疑来自唐太宗本人的人格魅力和贞观君臣共同努力营造的良好政治风气。用吴兢的话说，就是“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 其次是政治清明，上下一体，同心同德。尽管唐太宗的掌权来自一场政变，但他并不计较个人恩怨，对于当初的政敌，皆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时论以为能断决大事，得帝王之体。唐太宗注意严明吏治，对于王公贵族和势要之家严加控制，对于贪赃枉法者，必置以重罚。 再则社会风气有了根本好转，犯罪率低，社会治安状况良好。“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在接着几年丰收之后，更是呈现出太平景象，“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时有馈遗。此皆古昔未有也”。尽管《资治通鉴》将这种局面的出现系在贞观四年有所不确，应该注意《贞观政要》中“频致丰稔”指的是贞观三四年以后连续几年丰收，然后才出现社会经济的根本好转，但是，其中的描述还是概括了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的。所谓“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 吴兢对贞观之治局面的以上描述，给我们留下了几个方面的启发： 一是唐太宗即位之初，社会生产还远远没有恢复到隋朝时期的程度，加上自然灾害，导致了经济上的危机局面。同时又面临着北方强大的突厥的威胁，社会秩序很不稳定。应该说，后来到贞观四年打突厥，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一场战争，唐朝的取胜，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老百姓对新王朝的一种期望，一种信心。是老百姓的高昂斗志赢得了这场战争。 二是老百姓的信心和斗志，来自贞观初年政治上的得民心。也就是说，实行教化、轻徭薄赋的政策，是天下大乱之后的正确选择。全国上下都有着为国家着想的积极意识，皇帝为民担忧，励精图治，崇尚节俭；老百姓也替皇帝着想，理解政府的难处，即使四处逃荒逐食，也安分守己，不把怨愤发泄到政府和皇帝的身上。这样，即使经济上还有严重的困难，社会秩序也不会乱。只要经济形势一旦好转，很快就能够恢复社会的安定。 三是唐太宗在政治上有全局观念，常常因为某一件具体事情，而想着把另外一类事情办好。他心里装着老百姓，他深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对自己严格要求的同时，能够严格约束各级官吏和王公贵族，严惩贪官污吏。他有着大政治家的风度，所谓“得帝王之体”，在夺取了政权之后，没有将原先反对自己的力量完全排斥，而是对他们大胆地加以重用，把他们放到重要的岗位上。正是由于唐太宗在思想上和实践中的这些表现，才有可能出现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的很快稳定，至少当时和后来的很多史臣都是这样认为的。 四是所谓“贞观之治”，不仅应包括政治和社会的稳定，还应当包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段综述说明，在新王朝建立之初，只要路线方针正确，政策得民心，政治和社会的稳定还是比较容易达到的；但是，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更需要时间，经过大动荡大破坏之后，需要有相当长一段时期才能恢复元气。贞观三四年间局部地区的丰收，并没有完全扭转生产凋敝的局面。是经过“频致丰稔”，也就是连续多年的丰收之后，才出现了米价下跌，粮食充裕的大好形势。 “贞观之治”局面的出现，有许多复杂的主观和客观背景，而贞观君臣对于治道政术的探讨，无疑是其中重要的因素。因为有了“贞观之治”的治世局面，唐玄宗时史臣吴兢编著的记载贞观君臣讨论治道政术的史书《贞观政要》，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帝王教科书，成为中国传统中治国安民的智慧结晶。不过，贞观之治的政治局面，在唐太宗晚年的保守、猜疑心态下，被复杂的权力斗争所取代。但是，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社会关系和统治政策的调整下，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势头。 贞观君臣的治国方略中，核心内容是所谓“为君之道”与“安人之道”。 唐太宗即位之初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政局并不平稳。尽管通过和平的方式暂时解除了突厥的威胁，在对外关系中赢得了主动，但是，内地的形势却并不乐观。一方面，隋末动乱以来遭受严重破坏的社会生产尚未得到恢复，土地荒废、人口减少，全国呈现出一片经济凋敝的景象，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脆弱；另一方面，社会矛盾还很尖锐，不仅一些农民还在亡命山泽，继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