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审查逮捕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基于刑诉法修订与实践语境的分析.pdfVIP

当代法学 2013年第6期 论我国审查逮捕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 ——基于刑诉法修订-9实践语境的分析 林喜芬+ 内容提要：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批捕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权能”，2012年刑诉法 却未将其写入，“人民检察院刑诉法规则”又予以增加。规范的变动不居带来了理解的混乱，未来实践效果也有 待观察。从学理、制度及语境分析，审查批捕阶段排除非法证据，可能遭遇检察官追诉性方面的障碍以及价值 定位方面的困境；将证据听审放置在审前阶段与我国程序分流机制不匹配，同时也缺乏听证程序与配套机制的 补充；我国检察机关在批捕实践中的信息获取乃受制于侦查机关，使排除非法证据沦为“元源之水”。 关键词：“两个证据规定”；检察机关；审查逮捕；证据排除权 一、导言：逮捕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之法源与问题 众所周知，1996年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进行明确规定，因此，谈不上检 察机关的非法证据排除权能之问题。1999年《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 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 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该条款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检察机关的 审前指控阶段引入了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当然，依据文义解释的原理，此处的审前“指控”阶 段似乎只应包括审查起诉阶段，[1]毕竟，逮捕乃是一项旨在保障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的程序性措 施，而非旨在指控犯罪嫌疑人的追诉性措施，不应包含指控的成分。[2] 3]其中，明确赋 2010年的“两个证据规定”乃是中国刑事证据制度史上的一次较大拓展ol 予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尤其是审查逮捕阶段)中排除非法证据的主体资格，便是亮点之一。【·] 《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第5条还规定了排除非法证据的具体规则与操作流程。[5] t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挂职)。本文系上海市浦江人才计 划项目“论经济转型期的金融检察职能之优化”(13PJC074)和上海交通大学文理交叉项目(IOJCY09)的阶段性成果。 [1]司法实务基本遵循了上述区分审查起诉与审查批捕的逻辑：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既有纠正侦查违法的权力，也 有拒绝使用非法证据进行指控的权力；审查逮捕阶段的法律监督却主要限于对侦查机关的程序性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 [2]参见万毅：《逮捕并非“打击刑事犯罪”的手段》，《法学》2009年第2期，第150页。 [3]参见林喜芬：《“两个证据规定”颁行背景的理论解读》，《北方法学》2012年第1期，第117—124页。 (4]《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第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中，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 除，不能作为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的根据。” 【5]《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第5条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或者庭审中，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 的，法庭在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之后，应当先行调查。…法庭辩论结束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 的。法庭也应当进行调查。” ·86· 万方数据 论我国审查逮捕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基于刑诉法修订与实践语境的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2012年修订后刑事诉讼法吸收了不少“两个证据规定”中关于非法证 据排除的合理要素，但是，对检察机关审查逮捕过程中的证据排除权能却持缄默态度。第一，修 订后刑诉法一般性地规定了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 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根据。[6]这里并没有涉及审查逮捕阶段的非法证 据问题，以及是否可作为逮捕决定的根据。第二，修订后刑诉法对审判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的非 法证据排除在立法技术上做了区别对待，前者有相对具体的操作程序，(7】后者没有。第三，对 检察环节的非法证据，修订后刑诉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在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