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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效率研究评述 　　摘要：公司治理效率是对公司现有的一套治理机制以及保障机制实施的组织结构的运行效果的评价，是公司治理理论的落脚点。公司治理效率研究包含公司治理效率内涵、公司治理成本和公司治理效率衡量指标三方面的研究。回顾国内外现有的有关公司治理效率的文献，我们发现学者们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为进一步促进公司治理效率的理论研究，本文对现有文献观点进行了梳理，以期为本领域的后续研究厘清框架。 　　关键词：公司治理效率 治理成本 公司治理效率的衡量 　　观近20年来公司财务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公司治理无疑是最受学者们关注的问题。而如何衡量和评价公司治理的成效，即公司治理效率又是公司治理问题的核心。一个科学、合理的衡量公司治理的手段，不仅是只受学术界所关注，更是公司治理实践活动亟待解决的难题。但是对于公司治理效率的内涵、如何衡量公司治理的效率等问题，无论是公司治理理论起源地的国外，还是新近兴起研究热潮的国内都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观点。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深入探讨公司治理效率及其衡量指标问题。 　　一、公司治理效率内涵研究 　　公司治理效率是对公司现有的一套治理机制以及保障机制实施的组织结构的运行效果的评价，是公司治理理论的落脚点。众所周知，公司治理理论起源于国外，对于其结果的评价，国外学者通常运用直接的“好”或“坏”来描述公司治理的效果。如蒂罗尔（Tirole）认为，好的治理机制是指能够选任最佳管理层，并保证管理层对投资者负责任的机制。施雷费尔（Shleifer）和维施尼（Vishny）则认为，好的治理机制能够保证公司的资金提供者获得应有的投资收益。而国内学者则创造出公司治理效率一词用于评价公司治理的效果。虽然公司治理效率一词是由国内学者所始创，但是，回顾国内公司治理领域的文献我们就不难发现不同学者对其内涵却持有不同的观点。 　　郑红亮认为，有效的公司治理是利用一套制度安排最大限度地降低代理成本，即表现为股东如何有效地控制和监督管理层行为的问题。刘汉民认为，治理效率不仅包含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实现程度，还应当考虑治理的成本。周清杰、严若森认为，有效的公司治理效率是在既定的制度背景下，治理机制能在多大程度上降低各利益主体的治理成本，以使这些主体在企业运营中获得各自应有的报酬，其中治理成本应当是治理效率的本源。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学者们普遍认为，有效率的公司治理能够使特定利益主体的收益最大化以及治理成本最小化。由此，桑士俊等指出，由于最小化公司治理成本与最大化公司价值构成一组对偶问题，因此，无论从成本、收益还是价值的角度，公司治理效率都可以等同于治理机制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 　　因此，在许多研究中，学者们用公司绩效作为公司治理的代理变量，来研究公司治理的优劣。然而笔者认为，虽然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公司绩效和公司治理效率是不能等同的。前者更多地强调企业在一定期间的经营状况、资本运营的效益或者是经营管理的业绩，涵义比较广泛；而后者则是对公司治理机制以及治理结构的运行的有效性的一种衡量手段。 　　传统的公司治理效率重点考察了公司治理过程中所发生的成本，认为提高治理效率的最有效方式是最大限度地降低这一过程中的治理成本，学者们总是试图寻求一种能够很好降低公司治理成本的制度安排，以提高公司治理效率，而很少关注治理收益问题。然而，源自经济学的效率一词其本质是一种成本与收益的比较结果。因此，近几年的研究中，加入了公司治理收益这一元素。如徐传谌等（2007）认为，治理效率应该涵盖治理收益与治理成本两方面内容，因为任何公司的治理过程不存在治理收益不变或者治理成本不变的过程，普遍的情况是治理成本增加的同时治理收益也可能增加或者减少，如果治理成本的增加速度快于治理收益的增加速度，那么可以认为公司的治理处于非效率状态，因此有必要引入治理收益内容。 　　综合上述，本文认为公司治理效率可以用治理成本的最小化或者治理收益的最大化来表示，即公司治理的效率是公司治理的收益与公司治理的成本之差。有效的公司治理就是边际治理收益等于边际治理成本的公司治理机制。 　　二、公司治理成本研究 　　最早对治理成本的范畴作了界定的是Hansmann（1996），他把治理成本看作是企业与所有者、所有者与所有者之间发生的交易成本，并称之为所有权成本，国内学者朱羿锟 （2001）则将其定义为治理成本。随后，Shleifer 和 Vishny（1997）从控制性投资者与其他分散投资者之间的关系这一角度入手，提出了所谓的“第二类代理问题”，认为解决这类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能够将损害分散投资者利益的“隧道行为”降至最小程度，而由于其存在而增加的成本被称为第二类代理成本。而Dietl（1998）认为，治理成本是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利益目标相冲突而导致的经济损失，是公司治理的必要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