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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发展权保障模式理论与实证研究 　　摘 要：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产生有着社会经济与政策制度上的必然性，其自身的新特点也要求权益维护制度的创新。确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平等权利理念，建立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平台，鼓励创建社会公益组织。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追求的理念是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进程中面临的发展权保障的现实状况的基础上提出的。以社会管理机制创新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权，需要政府、社会团体以及农民工自身的共同努力，共同协作，形成一个社会共同体系，以创建社会管理机制的新格局。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管理机制；城市发展权；保障模式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7-0056-03 　　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中提出的八点意见中指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建立覆盖全国人口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建立健全实有人口动态管理机制，完善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政策[1] 。在现实中，它更鲜明地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的融合问题上。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3月公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察调查报告》，中国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中，“新生代”占到60%，大约1亿人，而其“诉求和问题的积累已经开始显露出对中国社会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农民工家庭幸福及其个人发展的负面影响”[2]。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在中国的社会管理机制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一、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进程中的发展权保障问题的特点 　　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一直是存在的社会难题，因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发展权保障问题不仅因为其自身存在的新特点而具有时代性，更具有历史遗留性。从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进程中的发展权保障问题的特点入手，不仅有利于突出问题存在的客观性，而且有利于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进程中的发展权保障问题具有前瞻性的特点。“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80后”和“90后”的农村劳动力，也叫“第二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程度高，且较其父辈有更高的精神文化需求；由于长期受城市文化和现代工业文明的熏陶，对城市的认同远远超过了对农村的认同，他们倾向于长期留在城市，并希望举家在城市定居，他们希望获得城市居民的地位和身份，享受市民权利。在2011年7月，《半月谈》杂志在京发布“新生代农民工尊严感”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较低，与城里人地位的差距感强烈。他们的发展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他们在城市中难以获得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他们认为“城市生活融入情况、公民权利的实现”是影响尊严感的两大因素。据本课题小组的调查问卷统计，在农民工城市融入最终结局上，23.5%的人希望“留城”，回老家的占18.6%，看情况的占40.2%。这说明部分的农民工虽然期望在城市定居，但大部分人对未来抱着茫然的态度。新生代农民工的这种边缘性，使得他们年纪轻轻却对生活没有远景、缺乏事业感。但是，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新生代农民工应该是社会人才培养的对象，以更有利于他们储备知识与技能，服务于社会。只有重视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才能充分发挥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增长和建设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进程中的发展权保障问题具有前瞻性。 　　其次，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进程中的发展权保障问题具有时代性的特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9年，在新生代外出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30岁以下各年龄组均在26%以上；年龄在21～25 岁之间的达到31.1%，高出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3]。2011年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受教育时间较长，其中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经历的比例为67.2%，高出传统农民工相应数字18.2个百分点。但从接受教育的内容来看，绝大多数（62.5%）新生代农民工仍停留在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阶段，而接受过专业技术教育（中专、中技、职高、大专、高职）虽比2008年有所提高，但仍不足四成（37.5%）。据以南京市雨花台区安德门劳务市场上的农民工为对象的调查表明，今年的新生代农民工较往年有增多的迹象，根据安德门劳务部门的有关回应来看，目前在安德门劳务市场上的农民工，其市民素质普遍提高，这与他们普遍接受过普通义务教育和相关职业培训是分不开的。以上统计说明，相对传统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和职业技能水平已有较大提高，但是他们仍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职业技能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国家统计局2006年开展的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的专项调查结果表明：“有一定积蓄后就返乡的农民工比例占39.07%，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