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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路径选择及政策扶持研究 　　摘 要：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关系到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为统筹城乡发展提供一个重要的契机和切入点，有利于加快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推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转型。当前，清除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加快研究制定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措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路径；政策扶持 　　中图分类号：F24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3-0033-03 　　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有着多重社会属性的群体。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指出：“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城市化。”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也为中国新一轮城市化改革吹响了进军的号角。 　　一、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分析 　　（一）社会排斥的障碍 　　1.制度排斥。新生代农民工首先受到制度维度上的社会排斥，主要是政府制定的相关制度和政策。户籍制度和建立在户籍之上的城市各种制度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性障碍。在城市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新生代农民工面对的是一系列有别于城市居民的制度，如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等。二元化的城市制度生存环境根源于城市的二元化户籍状况。城市相关制度被人为地贴上了“户口”的标签，使得原本应当与户籍无关的制度却与户籍的性质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户籍制度已经超越其本身单纯的人口登记和统计的功能，成为上述城市制度的“母体”，并成为制度性排斥的基础性制度。户籍制度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屏蔽”（social closure）制度，即它将社会上一部分人屏蔽在分享城市的社会资源之外。户籍制度的直接后果是造成城市农民工身份与职业、角色的背离。城市农民工通过职业非农化的过程完成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角色转换，但从身份上看，他们依然是农民。户籍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产生了深远影响。户口的差异不仅增加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和发展的成本，同时也因其所内含的不平等因素使得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难度加大。 　　2.文化排斥。调查发现，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觉得“被人家看不起”和“受歧视” 是最难以忍受的，物质上的、生活上的艰苦倒在其次。市民对农民工的歧视行为可以概括为：语言轻蔑、有意回避、职业排斥和人格侮辱。进城农民工日常生活及社会交往中所受到的歧视，直接伤害了他们的人格和自尊。零点调查公司持续三年对京沪汉等地外来人口的调查显示，有18%的外来务工经商人员感觉到当地居民的强烈歧视，45%的外来务工经商人员感觉有时会受到歧视或会受到来自某些城里人的歧视 [1]。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日常接触中的歧视主要发生在两类场所，即公众场合和居民家庭，前一种场合主要包括公共汽车上和商店里。不论在哪一种场合，城市人的歧视行为都有可能导致农民工群体对城市人的反感和对城市的疏远，无形中化解了农民工对城市社会参与和融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机制障碍：政府管理和职能转变不到位 　　一些地方政府对于农民工的公共管理和服务严重缺位，在城市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劳动就业、教育卫生、住宅建设等方面，都没有考虑到农民工的需要，在公共财政预算安排上也没有得到体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城市建立或确定的对外来新生代农民工管理机构及管理重点是维护社会治安和稳定，管制多于服务，防范多于保护。特别是一些地方受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传统发展观和偏重于经济增长的干部考核体系等因素影响，只强调亲商、爱商、富商，而忽视亲民、爱民、富民，在处理劳资关系时往往偏向投资者和企业主一边，缺乏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加之一些地方领导往往把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作为吸引投资的条件，认为提高劳动力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会削弱本地的经济竞争力、影响企业发展和外贸出口，所以对一些企业侵害农民工合法利益的事情重视不够。 　　（三）社会资本匮乏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匮乏和质量低下，主要表现为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狭窄、组织型社会资本不足和制度型社会资本缺乏公正。 　　1.缺乏平等交流，社会交往狭隘。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更为自主、自信和主动地参与社会交往，但仅有少数的农民工有很多朋友，他们在城市社会中的交往网络依然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初级关系，交往的圈子依然是亲戚、老乡和农民工朋友等同质群体成员，很难同城市居民融合与交往。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已经进入城市，但他们碍于多种隔阂，与城市居民总保持着社会距离，很少同城市居民有太多的来往，根本不存在与城市居民相融合的生活圈子。一方面，长期的城乡二元分割造成了城乡居民之间的心理隔阂，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