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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方式分析 　　摘 要：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制度化方式和非制度化方式都存在较大缺陷，这严重阻碍了弱势群体进行正常的利益表达和实现自身正当利益。在目前社会利益冲突愈演愈烈的形势下，完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制度化方式，进而构建一套适合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制度化机制已经迫在眉睫。 　　关键词：弱势群体；利益表达；制度化方式；非制度化方式；社会稳定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5-0094-03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利益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的加剧，我国弱势群体呈现规模扩大化、弱势扩大化、问题扩大化的特征，并日益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 　　利益表达是政治过程的开端，也是公民实现自身利益的关键环节。长期以来，利益表达方式的缺陷使广大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受到严重制约，进而加剧了他们的弱势地位。因此，有必要对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方式进行研究，并从中分析利益表达方式缺陷的具体表现。 　　一、相关概念 　　“弱势群体”主要是指因体制改革而被边缘化的人群[1]，孙立平教授认为其“弱势”至少有三层含义：一是他们的现实生活处在一种很不利的状况之中。二是他们在市场竞争中所处的弱势地位。三是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他们也往往处于弱势地位[2]。郑杭生教授十年前曾指出：如果将城乡贫困人口、经济结构调整进程中出现的失业和下岗职工、残疾人、灾难中的求助者、农民工等各类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口加总，然后再扣除重叠部分（如贫困人口中有失业、下岗职工和农民工等）和非弱势人口（如下岗职工、残疾人、农民工等中间的自强自立者），弱势群体的规模在1.4亿至1.8亿人之间[3]。而随着近些年来利益的加速分化，现在这个群体的数目应在2亿左右；并且与强势群体相比，他们在竞争能力、经济收入、社会能力、权益维护等方面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 　　“利益表达”最先由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和鲍威尔在《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与政策》一书中提出并加以系统论述，它主要指某个人或群体向政治系统提出某项政治要求的互动过程。这里的“政治系统”的功能主要表现为三个层次，即“体系层次、过程层次和政策层次”。其中，利益表达作为过程层次的第一阶段，指的是将个人或集体的利益诉求传递到政治系统中，经过利益综合，形成政策并加以履行。在阿尔蒙德和鲍威尔眼里，利益表达的主体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个人或集体利益表达的方式分为合法的与强制性两种，其中合法的方式主要包括：个人与政治上层人物联系、政党、立法机构、精英人物代理和抗议示威等；强制性的方式包括：罢工和阻挠，暴乱和政治恐怖及暗杀。不同的利益表达方式具有不同的特点，其作用和效果也存在较大差别[4]。 　　在我国，朱光磊教授在《当代中国政府过程》一书中较早对“利益表达”（或“意见表达”）的概念做了界定，即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群众，以及代表这些群众的党派团体等提出不同的政治要求的过程。他把当代中国意见表达主体分为个体和团体两大类型，前者意见表达方式有信访制度、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等。后者主要指各民主党派、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通过各种参政、议政的方式来表达集体利益[5]。 　　综上所述，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指的是弱势人群以个体或团体为单位，向国家、政府及组织等决策系统提出某种愿望或要求的行为。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方式则是指弱势群体实现他们愿望或要求的具体形式。 　　二、利益表达的主要方式 　　大体上，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方式可分为制度化方式和非制度化方式两大类，前者是指利益表达在合法体制框架内进行，后者是指利益表达通过合法体制之内的边缘化途径或者其他非法途径来进行。 　　（一）制度化方式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当前所有公民可以通过以下制度化方式来表达利益诉求：向党政机构和基层群众组织直接反映；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途径表达；上访；集会、游行、示威；诉诸司法系统；向社会团体反映等。尽管这些制度化方式对于促进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具有重要作用，但仍显不足。 　　第一，各级党政机关和基层群众组织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直接听取和了解群众的需求。尽管我们党一直将“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现在部分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在这种情况下，弱势群体一方面很难接触到领导干部；另一方面即使他们有机会接触领导干部并向他们表达利益诉求，但这些诉求也往往难以获得有效回应。此外，基层群众组织是弱势群体当家做主的主要实现途径，但它是由国家主导成立的，并不是弱势群体中的内生性组织，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或者异化为政府管理部门，或者流于形式，难于真正发挥其利益表达功能。 　　第二，原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