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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救国”的一个侧面：近代华北地区体育用品业初探 　　[摘 要]在“体育救国”思潮高涨的20世纪30年代，华北地区逐渐形成了国产体育用品业集群，其中尤以天津春合体育用品厂最负盛名。作为一个企业文本的记忆，春合的经营理念与营销网络颇契合于“体育救国”之时代主流，同时又附丽于国运维度之图景，折射出中国近代体育用品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复杂面相。 　　[关键词]春合，体育救国，体育用品，关系网络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14-0024-07 　　在“体育救国”思潮高涨的20世纪30年代，华北地区逐渐形成了国产体育用品业集群。据天津体育用品同业公会调查，计有利生工厂、中兴工厂、春合体育用品厂（以下简称春合）、永安球社、天玮球社、洞天球社、时昌商行、华北实业工厂等。①其中尤以春合最负盛名。出品最初销行于华北、东北，后及华中、华南，而后普遍全国。特别是南洋群岛、荷属印度和日本神户，均有特约代理。即球类一项，1933年年产达40万个。“所制造的经济网拍，每年大量销往英美等国，如英国曾一次购买网球拍4800把”。②故春生体育公司经理卢益三指出：“春合出品实占有国产运动品之重要地位，堪称国内最大之体育用品制造机关。”③ 　　以往史著，在论及中国体育用品业之时，多将新中国成立或者改革开放作为始肇之时限。④但易剑东等人认为，自1840年始，中国近代体育经济已然开始孕育，且认为1927年至1937年为中国近代体育用品业空前活跃和兴盛阶段。殊为可惜的是，相关论文大抵以介绍性为主，未以个案进行精细研究。⑤故本文拟以春合为个案，旨在考察该企业的产生、发展、销售等过程如何契合于“体育救国”之时代主潮，从而揭示中国近代体育用品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多重面相。另据了解，截止2012年9月，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会员计754家，在中国现代体育经济中占据着重要一极。故笔者希图通过对近代华北地区体育用品业的审视与梳理，能够对当代体育用品业发展有所助益。 　　一、缘起：“双重”救国 　　“体育救国”的思想最初产生于维新运动期间。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掀起了向西方学习教育的热潮。作为西方教育中重要的一环――“体育”也被诸多国人所认知，是时的西方体育项目主要以学堂兵操等为主，其独具的健体特征被新知识分子看作“保国保种”主要途径之一。梁启超从培养全面发展的“新民”上认识体育的作用，维新派所主张的“尚武强国”思想，被资产阶级革命派人物所接受。孙中山就认为：“提倡体魄之休养，此与强种保国有莫大之关系。”①故孙氏始终重视在革命队伍中提倡体育，体育也呈现出直接服务于革命的显著特色。②辛亥革命后，时任教育部长的蔡元培从“抵御强邻，收回国权”的思想出发，倡议在教育宗旨里重视体育的功效。“五四”运动以后，“体育救国”论在新的基础上得以继续发展。“在本质上，是时的‘体育救国’承袭了‘保国保种’的概念，呼吁民众锻炼强健的身体以挽救中国。”③ 　　与此同时，1919年第五次全国教育联合会的决议中明确规定：“军国民主义已不合教育之潮流，故对学校体育自应加以改进。”④故以美国实验教育家杜威为代表的“自然体育观”开始在中国流行起来，一些学校自动减少兵操，增加田径、球类等运动。因此体育用品生产逐渐被国人所重视。 　　耐人寻味的是，作为“体育救国”的重要支点之一的体育用品一项，同样受制于外国厂家。直至辛亥革命前后，中国使用的多数运动器材仍来自日本，少数购自欧美。“五四”运动时期，在当局高呼“提倡国货，抵制舶来品”口号下，致使天津爱国人士有了思想启发，认为可以创办国产体育用品厂，以达到“体育救国”与“实业救国”之双重功效。 　　在此契机之下，1922年6月15日，河北安次（今廊坊）人傅泊川联合亲属傅清淮、傅泊泉等人在天津南开大街创制春合制球厂。⑤创办之初，春合主要自制篮球、足球及网球拍等，出品二十余种，销售区域大抵为北京、天津一带。关于春合之缘起，傅泊川如此解释道：“中国体育极其落后，虽有一部分学校略有简单的体育设备，然社会人士对之，颇少相当认识。关于体育方面所需要一切用品，因国人鲜有制造者，不得不求之外洋。故体育用品每年输入我国，为数甚巨。”⑥因此他主张创办小规模工厂，以期将来能杜塞为运动而造成的漏卮。之后傅氏在《春合十四周年纪念册》“创办宗旨”中进一步指出：“本经济救国之热忱，锻炼民族之至意，以雪东亚病夫之奇耻，而策中华体育志进展。”⑦可以看出，春合缘起主要基于两点：其一，社会尚未形成重视体育风气；其二，挽回民族主义企业经营利权，发展中国体育。另外，从傅泊川视阈观之，医生与教师的双重文化身份，⑧使其对“体育救国”的理念有着更为切实的感受，故自然地将民族主义精义嵌入到厂训、厂歌、商标之中。如厂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