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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学与政府的关系 　　中美高水平大学校长圆桌会议期间，来自中美两国的20多位大学校长围绕“当代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当代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和“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三个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在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锦穆尔主持的以“当代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为主题的会议中，与会中美校长们结合各自大学的建设与发展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对中美大学各自的责任和相互之间的互动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讨论当代大学与政府的关系的必要性 　　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锦穆尔：“当代大学与政府的关系”这个话题实际上非常有意思。我想借此机会向大家介绍一下有关这个话题的背景知识。 大家都知道，无论您所在的大学具有什么样的体制，或者是在哪个国家，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与各级政府都紧密相关、相互交织。部分原因是研究型大学的教学、研究等基本使命获得政府认可，对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福利等各个方面都至关重要。关于这个问题，我提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大学和政府，大学与教会的关系应该有多紧密？大学应该具有多少自主权？这是自从大学建立1000多年以来，大学、政府和宗教团体一直需要应对的问题。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阶段中，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处理这一基本问题。 　　第二，如何运转大学与政府的关系需要考虑到各国的文化背景。如果你观察欧洲大学之间、美国大学之间，以及中国大学，或广泛地讲亚洲大学之间的差异，会发现他们和政府的关系各不相同。这些关系之所以不同，就是因为这里面隐含着各种不同的文化，例如国家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深层次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因素影响到国家的思维方式、大学所处的地位。今天，我们这里没有欧洲大学的校长，现在欧洲大学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在欧洲文化背景下，欧洲大学应该如何考虑政府和大学的关系。这一点需要我们记住，当然和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也是紧密相关的。 　　第三，即使在一个国家内，政府也以不同的形式存在。比如在美国，有联邦政府，与大学有一系列关系。地方政府也是如此。比如，对芝加哥大学而言，芝加哥市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对地方政府的看法，与我们对美国联邦政府的看法有很大不同。因此当有人提到“政府”时，我们要清楚政府也有许多层级。 　　我们进行今天的讨论时，我认为这些背景都很重要。没有非常简单的答案，也没有最好的模式可以去遵循。今天讨论这些问题是非常有价值的。现在我们有四位校长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开场白，之后大家可以自由发言。我首先邀请杜克大学的布洛德海德校长发言。 　　大学要致力于实现教育的长远价值 　　美国杜克大学校长理查德?布罗海德（Richard Brodhead）：我们大家在不同的背景下都在做同一件事情，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因此我觉得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就是成立一个团体。我们都追求同样的目标，为此应该相互学习，建立起合作的基础。我想提到的是，2010年世博会开幕的时候，我们当中的好几位校长都在上海。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政府邀请世界大学领导作为贵宾出席这一活动，这说明中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这点值得各国效仿。在世博会期间，我们进行了许多有关教育问题的讨论。 　　从那以后，杜克大学与中国大学开始了很多合作。比如，与武汉大学合作成立昆山杜克大学，该大学于2013年9月获得中国教育部正式许可。这是一所独立的大学，立足于高质量、国际化的教育。在初期，我们将提供三个硕士项目：医药物理、全球健康、管理学。同时，我们为美中两国的学生提供非学位通识教育。我们也欢迎来自中国其他大学的优秀学生能积极参与。 　　锦穆尔校长刚刚已经指出，大学与政府之间存在不同的关系，而不同的关系会导致不同的问题。2013年，美国大学联盟、中国九校联盟、澳大利亚八校联盟和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联合发布《合肥宣言》，提出关于当代研究型大学的十项特质。这是一份描述性的、发人深思的文件。《合肥宣言》目的是明确研究型大学有效运行的核心特质，改善政策环境，以保护、培育和发展这些重要特质的价值、标准和行为。 　　在美中两国有很多不同类型的高等院校。我们各自的教育系统内都有不同类型的院校，这些院校服务于不同类型的学生。与此同时，在任何一个国家，研究型大学都只是高等院校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对他们所服务的国家而言，研究型大学体现出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教育方式。研究型大学是创造知识、延展认知能力的地方。研究型大学是专业研究的前沿，产生新发现的地方，而这些新发现能够改进我们的生活质量，能在社会中创造经济发展动力。研究型大学是培养具有一种特殊价值的公民的地方，培养出来的公民最具创造力、创新精神、独立性、好奇心，能够用新颖的思路来考虑问题，并且在某些情况出现时能用新的方法处理事情。 　　研究型大学从世界各地吸引优秀人才，以提高学校的国际化水平。重要的是，大学为学生储存知识、提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