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学家的“文”或“文学”观念谈起——读章学诚、钱穆论著札记.pdfVIP

从历史学家的。文一或“文学力观念谈起 ——读章学诚、钱穆论著札记 李鹏飞 一、读《文史通义·诗教》与钱穆《读(诗经)》 《文史通义·诗教》主要论证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故至战国 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战国诸家之文本 于六艺，而其源又多出于《诗》教。但其具体论证以及所包含的思想都比较复杂， 根据笔者的理解(结合其他篇目)，可以大致作如下归纳：三代盛时，典章存于 官守，官师政教合一(六艺皆王官学)。圣王以礼乐治天下，文质亦合一(礼质 乐文)。及周室东迁，典章散在民间，诸子百家以术鸣，其中之专门治术(主实 用者，名法兵农阴阳之类)乃官礼之变；处士横议、百家驰说(主虚理者)，其 言不过达情志，乃声诗之变。诸子之书，就其质(内容)而言，皆源于六艺(道 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而诸子之书，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于道 体之一端。此一端，则无非六艺之所该)。当九流百家之学出而用世，必兼纵横 之辞以文其质。而纵横之学则又源于古代行人之官(《汉书·艺文志》云：“纵横 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观春秋行人之辞命，盖欲文其言以达旨。由孔子“诵 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奚为等语可知比兴之旨、讽谕之意，固 行人之所肄。而战国乃纵横之世，纵横者流，推行人之辞命而衍之，其辞敷张而 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也。另外，战国之文 章，专门之业少而纵横腾说者多，后世专门子术之书绝而文集繁，其究不过自抒 其情志，故日：战国之文多出于《诗》教1。案春秋行人之辞命多引诗言志，于 史有征。钱穆《释“诗言志”》一文即指出春秋时代赋诗言志极盛行2。余英时在 《士与中国文化·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中也说：故春秋时倘非深于《诗》 《书》之教的人是不敢在国际宴会的场合出现的3。章学诚论证“战国多出于诗 l其《立言有本》一文对此主张又作简要阐发，参见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 出版社2005年版，358页。后文凡引此书均只随文标注书名及页码。 2《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5卷《中国文学论丛》，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版，288页。后文凡 引此书均只随文标注书名以及页码。 3参见《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25页。 教这一命题的基本逻辑大概是：古代行人之官必须深谙《诗》学，否则出使四 方，不能专对，而战国纵横之学则本于行人之官，那么纵横之辞自然继承了行人 辞命深于《诗》学的特点。胡适曾撰《诸子不出王官论》，此后九流不出王官几 已成定论，故纵横家出自行人之官的说法自然也难以成立。但余英时认为，虽然 某家出于某官之说不能成立，但诸子各就一端对王官之学加以“突破的说法还 是可以成立的1。而钱穆在《释“诗言志》一文则仍然认为章学诚这一主张(渊 源于《汉书·艺文志》)乃是一种创见，其具体理由可以概括为：从春秋到战国， 贵族古礼都被破坏，不再有临宴赋诗之事。而时代风气也一切都在剧烈变动，到 战国时也不再有君道刚严、臣道柔顺那一种分别了。因此战国策士游说，已不是 赋诗言志那一套，于是变成直抒己见，又创出了新文体，由诗变成散文。总之， 这一命题究竟该如何评判，恐怕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至少目前看来，还是有 一定道理。 在前述的基础上，章学诚进一步提出以下命题：学者惟拘声韵之为诗，而不 知言情达志，敷陈讽谕，抑扬涵泳之文，皆本于《诗》教(在《论课蒙学文法》 中亦云：“传赞之文，抑扬咏叹：辞命之文，长于讽谕，皆《诗》教也’’。参见《文 史通义新编新注》，416页)。我们可以看到：章学诚在论证战国之文源于六艺时， 是以内容为着眼点(皆表现道之一端)：而论证战国多出于《诗》教时，则主要 着眼于辞章技巧(比兴之旨，讽喻之义)；而批评后世学者惟拘声韵之为诗时， 又似乎着眼于内容(他反复提及“言情达志”，这主要涉及内容层面；虽然“敷 陈讽谕”带有修辞意味，但也更多涉及内容)，而不涉及声韵等偏于形式的因素。 在《诗教》(下)中他又阐说了这样的思想：声韵之文，古人不尽通于《诗》，亦 即声韵之文不必都是诗；而后世的一些实用性的诗赋，也不出于《诗》教。换言 之，他认为有声韵的未必是诗，没有声韵的未必不是诗。只要文指存乎咏叹，取 义近于比兴，则不必谐韵和声，也可以视为《风》《骚》遗范。“故善论文者，贵 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于形貌也’’(出《诗教下》，《文史通义新编新注》，60 页)。论文而拘形貌之弊起于不知古人之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