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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胡商的社会地位考察 　　[摘 要]唐人对胡商的态度是复杂而矛盾的，既认可、鼓励和保护胡人来华经商，又在政治、文化、社会层面排斥、歧视胡人。在这种背景下，胡商在唐时的社会地位虽然较之前代有很大的提升，但仍未脱离时代限制而发生根本性改变。胡商社会地位的提升与唐代开放的民族政策、繁荣的商业环境、兼容并包的文化背景、稳定的社会秩序密切相关。 　　[关键词]唐代；胡商；社会地位 　　在唐代广袤的中原大地，不时能见到异族的身影穿梭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他们来自波斯、大食、西域、回鹘、南越等异域，也有来自边疆的少数民族。唐代通称此类人等为胡人。来华的胡人，人数众多，身份各异，有破落流亡的王侯、各国质子、来访的各种使节，也有逐利而来的商人、传法的僧侣、乐工、艺伎、昆仑奴以及一般游客，他们在中原大地的舞台上尽情地展示异族的风采，绘成了大唐帝国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 　　在这些胡人当中，以来华经商的人员最多。这些来唐从事商业活动的诸国诸族人，唐时称之为“胡商”、“商胡”、“贾胡”或“蕃客”。对于唐代社会的这一特殊的商业团体，这一独特的社会阶层，已经引起了史学界和文学界同仁的广泛关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侧重于考察唐代胡商的社会地位。 　　一、唐代政府对胡商的态度 　　有唐一代，政府对胡商来华经商基本持认可的态度。早在贞观四年，西域诸国咸欲因文泰遣使入贡，魏徵谏曰：“若听其商贾往来，与边民交市，则可矣，傥以宾客遇之，非中国之利也”[1]。魏徵认为倘若允许外国和外族人员来唐经商，会促进唐代商业的发展，但是若给予外来人员过高的待遇，则会损害国家的利益。魏徵的思想基本代表了唐初政府对待胡商的基本态度，这也说明在唐太宗时期，“商贾往来，与边民交市”就得到了认可。这种胡商来华利多弊少的商业观念自始至终贯穿着整个唐朝。至宣宗朝，依旧是“若商旅往来，兴贩货物，任择利润，一切听从，关镇不得邀诘”[2]。 　　在唐代政府肯定胡人来华经商之后，还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吸引、鼓励和保护胡人在华经商。一方面，唐政府尽力为胡商提供方便，并保护其正常的贸易活动。例如，唐政府不但开放与周边少数民族和西域等地的交通路线，而且首次在广州设置市舶使，管理外国船舶及外商一切事务，检查外国船的商品，征收关税，保护外商，检查出港商船。又在广州设有蕃坊，坊设蕃长、都蕃长，管理胡商事务。都蕃长和蕃长由胡商自己推举，经唐政府任命。都蕃长除了管理胡商事务外，还协助唐政府招徕外商。除了广州，唐政府在各大港口城市也设蕃坊供外国人居住。如长安、楚州、扬州、洛阳、登州等地设有新罗馆、渤海馆、蕃坊等，专门接待少数民族商人和外商。其中登州“城南街东有新罗馆、渤海馆”。一般城市也大都设有邸店，专门办理存货、交易和接待客商事务。另一方面，唐政府还通过降低关税的措施吸引外商来华经商。如文宗时下诏：“其岭南、福建及扬州番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船、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3]。许多地方政府官员，也积极行动起来，主动招商，帮助胡人建立商铺，划出独立的胡人商业经营区域。如玄宗朝营州都督宋庆礼，“开屯田八十余所，追搜渔阳、淄青没户还旧田宅，又集商胡，立邸肆，不数年，仓?充，居人蕃辑”[4]。至于设立专门的胡人商业区，长安最为突出。长安是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近二百万，许多中外商人云集，兴贩贸易。长安的东西两市是繁荣的商业区，东市有二百二十个行业，邸（货栈）、肆（店铺）鳞次栉比，“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西市的繁华情况，与东市不相上下，在这里居住有很多西域胡商，还有回纥、大食、波斯的商人。胡商经营的店铺有二百余家，开有各种形式的珠宝店、酒店、饮食店、旅店、杂货店等。唐朝后期，西市的繁荣情况超过了东市，店肆行业远远比东市为多，还有收买各种宝物的胡商和波斯邸。这些都说明，唐政府对胡商是相当重视和认可的，并为其在华经商大开方便之门。 　　二、唐代民众对胡商的认识 　　应该说，面对大量的胡商涌入中国，唐人的心情是极为复杂和矛盾的。一方面，胡商的大量来华，其足迹遍至城市乡村、内地边疆，为唐人带来了异族、异域的特产，如胡马、香料、药村、珠宝、胡食，带走了大量的丝绸、瓷器，繁荣了唐代的商品经济和边境贸易，丰富了唐人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促进了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的融合，也给普通民众带来无穷无尽的利益。唐时人们认为胡人最擅于经商，史称客居长安、洛阳等地的昭武九姓胡商，“善商贾”，“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5]。这些来华胡商，经过不懈的奋斗，往往富甲天下，“资产亿万计”，即使是经营一些小的作坊、商铺、酒店，也是经营有道，招揽了许多唐人光顾，满足了大唐社会的特殊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唐代民众对胡商也持认可的态度，对胡商也有较多的赞扬和肯定。在唐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