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1946年浙江大学在遵义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述评.docVIP

1943―1946年浙江大学在遵义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述评 　　摘 要：1943-1946年浙大正式有了地下党组织，并以此为核心进一步发展了进步学生队伍，斗争的策略有了进一步提高，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进一步深入，使浙大成为大后方高等学府中的爱国“民主堡垒”之一，主要爱国民主运动有“劳军运动”、发表《促进民主宪政宣言》、反内战运动、反国民党制造的“反苏游行”等。 　　关键词：浙江大学；遵义；学生；爱国民主运动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4-0096-03 　　1943年前浙江大学在遵义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主要是倒孔运动，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影响下进行的，当时浙大并没有建立共产党的地下组织。1943年夏，中共南方局派李晨化名李振民考进浙大来到遵义后，很快和浙大地下党员吕东明、卞嫂等取得联系，并开始开展工作。从此，浙大正式有了地下党组织，并以此为核心进一步发展了进步学生队伍，斗争的策略有了进一步提高，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进一步深入，使浙大成为大后方高等学府中的爱国“民主堡垒”之一，可与当时昆明的西南联大媲美。本文就1943―1946年浙江大学在遵义的主要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述论如下： 　　一、1942年夏―1944年冬浙大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进入隐蔽精干、建立党组织、积蓄力量时期 　　1942年1月在当时的国民党嫡系直接控制且号称“模范省”的贵州浙大爆发的反对贪官污吏国民党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倒孔运动”后，蒋介石极为震怒，国民党由此加强了对浙大的管制，对进步力量进行疯狂的打击、迫害、逮捕，白色恐怖笼罩黔北，浙大学生爱国民主运动陷入低潮。浙大爱国进步力量进入隐蔽、保存力量以待时机阶段。 　　1941年前后，贵州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1942年底到1943年上半年，反共声势和白色恐怖加剧。国民党特务在遵义、湄潭公开传讯进步学生，妄图扼杀爱国民主运动。面对国民党的迫害，浙大进兵学生迫切需要党的直接领导，以绕过暗礁险滩，把爱国民主运动驶向新的光明的航程。面对形势的需要，1942年4月中共南方局组织部及时做出决定，重建贵州地下党，浙江大学是重点。党组织先后派李晨、赖卫民来到贵州，他们很快和浙大地下党员吕东明、卞嫂等取得联系，建立浙大地下党组织[1]11。1943年夏，李晨化名李振民考进浙大，进入学运第一线，去联系，去领导，赖卫民则在遵义尚嵇大同中学以教书为掩护，作为二线以配合。从此，浙大有了地下党组织[2]139。浙大地下党组织的成立，标志着浙大学运到达一个新的起点，浙大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在地下党的直接领导下深入开展起来。 　　浙大地下党在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根据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动势力”，“勤学、勤业、勤交友”[2]139，“到一切有群众的地方去工作”等一系列党的方针政策，充分利用学生会和其他合法组织，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引导有进步倾向、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学生干部身上，依靠进步力量，利用校方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爱国民主运动。针对国民党的反动举措，浙大地下党就组织进步学生进行“有理、有利、有节”斗争，这就打破了浙大低沉压抑的政治气氛，对当时处于低潮的浙大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如1944年国民党豫湘桂大溃败，11月，日军从桂北直逼贵州，形势十分严峻，国民党政府从河南、陕西调动军队，日夜兼程，途径遵义，赶赴贵州黔南抗日。地下党利用这个机会，支持浙大学生会成立战时服务队的决定，发动全校学生，开展了大规模的“劳军运动”。学生们连续几天从黎明到傍晚，前往遵义城区各处，为过路部队写家信，缝补衣服，赠送食物、纸烟、草鞋、毛巾等慰问品。通过劳军活动的展开，既大大激发了抗日部队奋勇杀敌的抗日斗志，同时又进一步带动了浙大学生以及遵义人民的抗日爱国运动激情。遵义出现了一股空前的在大后方罕见的抗日救亡热潮。12月1日，贵州南部门户独山失守，发生了震撼全国的黔南事变，贵州危急，陪都重庆危急。浙大学生自治会决定组织成立“浙江大学战地服务团”，把“劳军运动”推到前线去。浙大地下党支持这一决定，并积极领导参加。1945年1月20日“浙江大学战地服务团”从遵义出发，到南方青岩、惠水等地，开展帮助士兵洗衣服、教士兵唱歌学文化、搞军民联欢和文艺演出等等活动。通过这些战地服务、劳军活动，既是学生受到了教育，也是学生看到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从而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的本质。这在当时的大后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即将兴起的爱国民主运动高潮，起了直接推波助澜的奠基作用。 　　通过浙大地下党的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合法宣传、活动和领导，不仅帮助浙大顺利地度过了学运的低潮，而且进一步削弱了反动势力，壮大进步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