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观与国家观：中国法治建设的“基因工程”.docVIP

法律观与国家观：中国法治建设的“基因工程” 　　摘要：任何民族都有历史形成的意识层面的“基因”。中国传统的“天道哲学”是经验的，由此演绎出“法出于权”的法律观和“家国一体”“差等秩序”的国家观，并在此基础上置换了某些西方舶来价值的终极指向。现代政治建设应引导社会培育现代的法律观、国家观，关键在于坚持发展市场经济，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关键词：天道哲学；自然法思想；法律观；国家观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9-0049-04 　　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最终决定于经济基础。但历史形成的某种普遍共同的观念却会对某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它仿佛融入民族的血液中，并潜移默化、不自觉地影响个人甚至共同体的价值取舍。经验证明，这种意识层面的“民族基因”确实存在。 　　任何基因都会对与其不适应的外部影响加以排斥，更何况“政治机器比其他任何机器都更加保守业已定型的动作，在接受新的动作方面，它最为缓慢。”[1]（P53）但不幸的是，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无论是清末以来的宪政启蒙，还是如今的依法治国，以及“民主、自由、平等”等价值追求，都是西方坚船利炮上载来的舶来品。因而中国近现代政治建设的曲折，一方面固有政治、经济上的根源；但另一方面，“基因冲突（缺位）”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它不仅影响着国家，更决定了普通民众甚至知识分子的认识与选择。本文将从中国传统哲学入手，解构传统法律与国家观，并着重提炼出其与西方意识形态的不同甚至相反之处，以期为现代语境下的政治文明“基因建设工程”献绵薄之力。 　　一、“天道哲学”下的中国法律观： 　　以西方自然法思想为参照 　　宪政或依法治国，均是赋予法律（宪法）以最高的政治地位，甚至将其神圣化，它赋予并制约着政府权力，是“权在法下”理念的制度表达，而这一理念只可能在对法有着某种神圣化信仰的社会土壤中孕育而生，对法的信仰是中西文明中差异较大的部分。 　　西方人对法的信仰渊源于古希腊流传下来的自然法思想，源远流长，虽时隐时现但从未泯灭。所谓自然法，概括地讲就是认为在人定法之外，有一种超越于经验世界的，永恒存在，代表绝对价值的一种法则，而人定法必须体现自然法则的精神，是自然法在人类社会的具体化。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阐述过法治理念：“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当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2]（P199）前者强调法的权威性，后者讲述法的正当性，而其正当性则源于超越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西哲赋予自然法中的绝对价值不同的内涵：柏拉图的“理念王国”、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正义”；斯多葛学派提出“理性的宇宙的支配性原则”，并进而将其泛神化；到了中世纪，神学自然法更是借助上帝将自然法笼罩在神的光辉下；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后，古典自然法学派用“人的理性”代替了“上帝的理性”，完成了神本到人本的回归。我们发现，尽管不同时期自然法内涵有异，但其存在最本质的共同点，即自然法始终与某种超越经验世界、代表绝对价值的信仰结合在一起，而且这一信仰与世俗权力毫无瓜葛。古希腊时期对自然的信仰，中世纪对上帝的信仰，启蒙运动后近代以降对人文理性的信仰，法均是从此种最高信仰中获得效力，因而西方人对法的崇拜也就不言而喻了。可见，追求先验永恒的自然法思想是构成“法律至上意识”的重要因素。 　　将目光转移到中华文化，我们是否可以发现自然法的思想呢？我们发现，在对世界本质的探讨过程中，一种永恒的确存在，中哲谓之以“天”或“道”“性”等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以及作为祭祀对象的“天地君亲师”的排列顺序，无不证明古人也将天道作为不可违背的自然法则。道家哲学中自然法的痕迹体现得最为明显，老子认为万事万物均受自然法则的支配，生息于无始无极的宇宙中，这一法则就是“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此处的自然并非“大自然”之义，而是“自（本）然（如此）”。也就是说支配道的是“自身”，亦即道为最高法则；儒家思想亦认为礼义教化乃基于自然法则，“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也体现了自然法的特点。 　　然而，中国传统中的“天道哲学”和西方的“自然法思想”存在根本差异。 　　从本体而言，西方的自然法是先验存在的、强调永恒的价值，比如柏拉图的“理念王国”、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正义”，它们对立并高于现实世界；而中哲尤其是占统治地位的儒家的哲学思想是经验的，是对现实世界的归纳，是“天人合一”。比如孔子观水，“夫水，大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氵光氵光乎不氵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