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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农民工就业的非组织化及其市民化约束 　　摘要：按照我国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60%左右，同时，实现1亿人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稳步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需要提高进城农民就业的质量，实现进城农民的市民化。而就业是市民化之本，基于就业转型的农民工市民化才是城镇化题中之意，农民市民化的关键是实现农民的稳定就业。当前，我国进城农民存在着大量的就业形式分散性、就业收益非规模化、劳动权益保护非组织化和劳动关系不稳定性等非组织化特点的灵活就业。灵活就业是农民工被动选择的结果，非组织化就业对农民工收入、人力资本投资、职业安全防护和城市社会融合形成约束，以致农民工被社会政策和组织文化边缘化。建议加强灵活就业者权益法律保障，构建财政转移支付双挂钩和社会组织协调工作机制，推进进城农民工职业管理和市民化。 　　关键词：城镇农民工;灵活就业;非组织化;市民化 　　中图分类号：F24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11-0039-05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提出，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实现1亿人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稳步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需要提升进城农民的就业质量和实现其市民化。就业是市民化之本，基于就业转型的农民工市民化才是城镇化题中之意。学者对进城农民工就业和市民化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前者阐述了进城农民工就业实现、劳动权益保护和转移就业效应等（文军等，2001;蔡?，2003;朱农，2005等），后者探讨了农民工市民化制度障碍、社会成本和政策途径等（如朱信凯，2005;刘传江等，2006;张国胜，2007;崔传义，2008;王春光，2010等）。 　　从以往的研究看，结构性市民化问题并没有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和重视，尤其灵活就业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也应该从总体向结构性演进。由于灵活就业人员在城镇农民工中占有较大比率，本研究以城镇灵活就业农民工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进城农民工灵活就业的非组织化特性及其市民化约束，以期诠释人口城镇化难题。 　　一、城镇化中灵活就业农民工的非组织化特点 　　灵活就业是相对于稳定就业而言，是指就业岗位不是传统上组织内部设置的正规岗位，而是临时性、替代性或就业者自己创造的岗位。灵活就业口径与非正规部门就业大体相当，既包括全部自雇佣就业，也包括未鉴定劳动合同或签订一年以下的短期劳动合同的雇佣劳动。无论是自雇佣就业还是非正规雇佣劳动都具有非组织化特点，本文将灵活就业也称为非组织化就业。 　　由于多重资本约束和社会歧视，进城农民工灵活就业现象较为普遍。2013年《全国农民工检测调查报告》显示，16.5%的农民工为自雇佣就业，在83.5%的雇佣就业者中，未与雇主或单位签订中长期（1年以上）劳动合同的比重为62.6%，两者合计， 　　收稿日期：2014-08-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产城融合视阈下稳步城镇化与新生代农民就业转型协同机制研究》（13AJY008）。 　　作者简介：刘洪银，男，天津农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南开大学特约研究员（天津300384）。 　　农民工非组织化就业比率达到68.7%①。农民工非组织化就业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就业形式的分散性。就业是一种社会行为。劳资双方信息不对称容易形成劳动就业风险，社会组织的干预如政府的再就业培训、职业介绍等将增加雇佣双方的互信，提高求职者的就业能力。就业实现后，强资弱劳现象容易产生资本对劳动权益的侵害，也需要有组织化地保护劳动者权益。但无论自雇佣就业还是未签订劳动合同的灵活就业，农民工就业实现具有自主分散决策的特点，缺乏组织化的指导、规范和保护，这就形成就业实现、劳动监管和权益分配的非规范化和风险性。 　　二是就业收益的非规模化。一般情况下，协作劳动生产力大于个体劳动生产力的加总，其差额就是组织的规模收益。协作劳动通过规模收益的创造提升社会劳动生产力，尤其是机器化和自动化社会生产更能大规模提升社会劳动生产力，因此，协作劳动既是必然选择也是生产力提升的途径。没有分工、协作和交换的生产劳动如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生产力提高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与组织化社会劳动相比，自雇佣劳动不会产生规模报酬，劳动产出与劳动投入比例相对固定，劳动的社会经济效率不高。 　　三是劳动权益保护的非组织化。个人力量难以与资方抗衡，需要劳动者通过形成联合组织提高协商能力。但至今为止，在城市里的大部分农民工很少加入工会组织，尤其是灵活就业的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的人数更少，据调查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