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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三元困境” 　　摘要：由于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机遇与挑战同时并存，加强社会管理的创新有助于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借用“三元困境”这一术语，通过对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创新中的现实问题所做的梳理与探究，提出“强势”的中国政府、尴尬处境下的社会以及社会组织和“弱势”的民众群体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三大制约因素，我们必须要认真总结分析过去的经验教训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以此来解决我国当前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三元困境”。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政府；社会；民众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9-0062-04 　　“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体系”在全国各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已成为共识。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机遇与挑战并存，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在确保社会安定有序的同时又充分激发社会管理创新的活力，这对我国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都有重要的意义。为此，如何将社会管理创新纳入更加完备的体系性框架之中，成为摆在实务界和理论界面前的共同课题。 　　“三元困境”（trilemma）一词最早于1998年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莫瑞斯?奥博斯特弗尔德和艾伦?泰勒在其合著的书中提出。“开放经济的三元困境”（open-economy trilemma），是亚洲金融危机后逐渐出现在金融学中的一个专用名词，即一个国家无法在实行优先考虑国内目标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下还能同时维持固定汇率和开放的资本市场。简言之，指一国政府只能在“固定汇率、有效的货币政策和资本自由流动”中三选二。本文借用这一金融学术语，意指现阶段我国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主体、客体以及其生态环境同样陷入“三元困境”――“强势”的中国政府、尴尬处境下的社会以及社会组织和“弱势”的民众群体。如果我国政府部门决策者不能更好地把握社会管理创新的功能及角色转换，不能走出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三元困境”，那么我国政府的社会管理创新建设将始终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西西弗斯”神话之中。 　　一、“强势”政府：规避社会管理创新误区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全能主义”模式，依靠人民公社制、户籍制和单位制等，逐步建立起将中央集权与民主集中制融为一体的社会管理体制。在内忧外患的情势下，尽管这种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制对社会秩序进行了有效调控，表现出很强的稳定性，但与此同时，它通过集权式的计划安排力求将社会实体活动包管起来，把分散杂乱的社会生活统一纳入刚性的秩序中，这种方式就大大抑制了社会的活力与创新性。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和全球化在我国全面推进，整个社会开始掀起了一场全方位、深层次的变革，传统的一元化的社会管理体制有所松动。然而当时很多人仍然关注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建设，对如何发展非经济要素的关注表现出明显的滞后。在质疑声中，旧有的社会管理体制并没有随着经济领域的变革而有实质性突破，社会管理国家化的总体格局仍在延续。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社会逐渐进入了社会转型期，诸多问题开始滋生，如“贫富差距过大、社会越轨乃至犯罪激增、传染病控制难度加大、族群冲突加剧、道德失范、信任危机和控制失灵等”。 　　自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以来，全国各地掀起了一波社会管理改革创新的热浪。尽管我国实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定位、政府服务理念以及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等问题也越来越明显。陆学艺教授指出，“如何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寻找到恰当的平衡管理模式，应该是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方向”。 　　其一，必须明确加强政府自身执政能力建设以及对“政府失灵”的回应。在当前社会管理创新进程中，我们必须直面相对于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以及人民群众不断增长来说，政府的社会化服务明显滞后的现状。就政府而言，其执政理念有时还停留于自己是全能型、无限型政府上，尤其在面对社会矛盾时，各级政府部门仍然固守“强势”的执政理念，再加上社会服务组织严重缺乏，就造成社会管理服务中常有政府越位、缺位和错位的情况。然而，在社会组织形态和社会阶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原有体制的不适应没有被认清，这就导致部分政府在社会管理改革中不仅不去适应新变化，而且一味强化一些与社会管理体制中不适应的东西。更为严重的是，有的借改革与创新之名来实行强化社会控制的措施，从而导致不少形式主义现象滋生。 　　其二，必须正确界定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定位。传统的一元社会管理模式早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发展要求，因此，在政府和社会的力量对比中，社会应该成为社会管理工作的重心。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要建立起政府与社会（或社会组织）之间一种平等的合作互助关系，以此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