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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政治哲学的意蕴及其现代意义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政府职能由全能向有限的转变势在必行,为稳步推进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构建和谐社会,探讨韩非政治哲学具有重要意义。任何政治哲学必有其生成的历史境遇。韩非生活的时代礼崩乐坏、诸侯争霸、农耕兵战,是中国的封邦建国的封建制向君主专制体制的过渡期。生产力的新发展,时代的矛盾集中表现在: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大变动,带来了政治的活跃,人的个性的解放,人的价值的提升,上帝观念和天子的权威的式微;另一方面出现了一种诸侯贵族专制向一种君主专制发展的趋势。政治上,诸侯争雄称霸,多元、动荡、竞争,诸侯国相互兼并的战争持续不断。哲学上,适应社会急剧变化和适应发展的变革需求,受不同阶级、阶层、政治倾向及思维方式的影响,出现了一个辉煌的时代,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文化生态,标志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生成,形成了暂时的精神领域的多元格局。社会的大变革、大动荡打破了传统的生活和观念,各国的政治变革与相互竞争需要理论指导,政治哲学凸显。政治哲学关注的重点已开始转向探讨如何治理即将出现的统一国家,时代需要集权,确立新秩序成为新课题。韩非的政治哲学适应时代由诸侯割据过渡到君主专制的客观需求,为秦始皇所实践,有效地打击了旧贵族的复辟活动,巩固了秦统一秩序的需要,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统一中央集权制的君主国。 　　韩非从理论上系统地以及从实践上有可操性地回答了君主本位制,确立了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体制、权力运行的基本框架,正如朱熹所说: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韩非政治哲学的形成与韩非个人命运及社会变迁相关联。据记载: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 　　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韩非政治哲学集中蕴含在韩非子中,其政治哲学是法、术、势三位一体的理论体系。首先,韩非将法摆在第一位。所谓法即法律、法令。一方面主张法因天命,持大体、守自然之道、因道全法;另一方面又认为立法于君,强调立法权的集中与专断,法治的主体在于君主。在韩非看来,法不能朝令夕改,具有稳定性、长效性,治也者,治常者也。法作为衡量和规范人们行为的尺度,具有客观性、规范性,一民之轨,莫如法。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切忌主观随意,执法不公和偏袒私利。韩非认为法应公开透明,公平合理,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而且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在法实施中,韩非主张法应具有强制性、权威性,因而信赏必罚,令出必行,信赏以尽能,必罚以禁邪。他尤其强调法不仅具有预防性,而且具有可操作性,表易见,教易知,法易为,使法的预期效果和实际效果统一起来。其次,韩非的势思想:势者,胜众之资也。又说: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因而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执柄以处势,即把势看成统治者相对于被统治者所拥有的优势或特权。最后,韩非的术思想令人叹为观止,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 　　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君臣之利相与异,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在朋党用私。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可见,术成为统治者控制臣下的技巧,应当潜藏于胸中,择机使用,不轻易示人,成为历代君王为人主而身察百官的万能工具。韩非的术的思想内核是御臣之术,韩非对御臣之术研究之精到可谓登峰造极,这可从君王御臣之术的诡谲多变彰显出来。主要表现在:第一,必罚明威,挟知而问,握明以问所暗,势不足以化则除之,借势造威,装聋作哑。第二,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赏之誉之不劝,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其除之,刚柔兼备,刑德并用。第三,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尽之以法,质以备之,令行禁止,禁若寒蝉。第四,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举错以观奸动,倒言反事,众端参观,考察官吏,试探访查。第五,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