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懊悔：知耻明荣的道德心理机制 王 锋 （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江苏 徐州，221116 ） 摘 要：人们如何从知耻走向尚荣？从个体的角度来看，悔恨是人们由知耻走向尚荣的心理转折点。 而这种转化又以知耻为道德前提，即个体已有善恶是非观念，且处于祛恶向善的待发点上。如此，这种道 德心理转化才成为可能。 关键词：道德心理机制, 知耻, 悔恨, 尚荣 我们说荣与耻是一体两面的。如果说荣是对善的肯定性把握的话，那么耻则是对善的否 定性把握。也就是说，耻是以否定的形式表达了对善的追求，尽管耻首先意味着一种恶。但 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人何以从知耻走向尚荣？其心理转化的隐蔽机制是什么？一个人何 以能“知耻而后勇”？我们认为悔恨是人从知耻走向明荣的内在机缘。仅仅知耻，还达不到 扬善，达不到行善，至多只知道善。个体如何在心理上自觉地祛恶扬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 心理转化的关节点，我们所提倡的知耻明荣就是一句空话。 一、 知耻：道德感之心理基础 耻与恶是同等意义的概念。耻本身不是善。耻是非善，是恶。耻本身所指称的是这样一 类社会现象，这类社会现象不合乎、乃至违背了社会以善所指称的那些肯定性价值标准。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一方面，耻从否定性的方面规定了善，另一方面，耻本身又是要被否定的 内容。这样，可耻的现象本身并无可值得肯定的内容。不过，由于耻本身是恶，是对善的否 定，故，对耻的否定就具有双重功能：在否定恶的同时就肯定了善。耻感不同于耻。耻感是 行为主体依据内心所拥有的善的标准对特定行为、现象所做出的否定性评价而形成的主观感 受。这是行为主体对这种不合乎善的行为、现象的自觉把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舍勒认为， 所谓耻感是在人身上所存在的灵与肉、永恒与暂时、本质与生存之间的内在紧张。这也就是 说，它存在于人自身的欲望与能力之欠缺之间的紧张与对峙。舍勒说：“羞感是一种提示； 我们的存在不是为那个生物学的目的之世界，而是为一个更高世界而确定的。只要一种已经 给定为更高的使命在那些与之对立的倾向上遭受挫折，就会出现羞感。”[1] 耻不同于罪，耻感也不同于罪感。罪感是以人如何面对上帝，如何面对自己为前提，以 内省的方式审视有没有违背自己的原则。如果有的话，即使是自己的行为而没有涉及到别人， 也会心中不安。[2]而耻感则正相反。耻感则是以别人的评价为主，这即是说，它是依靠外在 的强制性力量使主体意识到自己本不该如此，从而在内心产生一种内疚、不安、懊悔。这种 懊悔可能非常强烈，以至于无法象罪感一样，可以通过忏悔、赎罪而得到解脱。一个人虽然 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感到羞耻，即使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行为的欠缺之处，仅仅通过耻感意 识，无法使他得到真正的解脱。因为对他来说，只要其行为还没有公之于众，就没有必要懊 悔，坦白只会自寻烦恼。所以，“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 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 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 效的强制力。但是，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罪恶感则不是这样。” 1 [3] 中国文化是一种典型的耻感文化。作为伦理本位的社会，道德伦理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没有这样一个对俗世的超越性东西的存在，“惟一能超越具体 化的世俗关系的‘天理’也是理念化的‘心’，因此‘羞耻感’在‘良知系统’中的比重也 就远远地压倒了‘罪恶感’。”[4]在中国文化的结构内部，由于缺乏自我人格观念，因而人始 终是在“二人”当中得到规定的，这即是说，“人”只有通过他所处的社会关系、社群才能 得到实现。由此，当一个人无法在这些规定中达到做人的标准，那么，耻感就产生了。通过 “面子”、他人的评头论足激发出一个人的耻感来。“丢脸”、“留下话柄”、“不把别人放在眼 里”等等都形象地说明了中国文化中耻感发挥作用的内在文化机制。正如我们所熟知的，西 方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因为人类共同的祖先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而犯下的罪行成为人类 的原罪，这种原罪在宗教的作用下，成为西方文化当中对人之行为发挥制约作用的另外一种 机制。在西方思想史上，尽管由于深厚的宗教文化影响使罪感而非耻感成为其基本内容，但 这并